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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不好的指挥员，按照战前占有的地位而在沦陷前被任用的，都被淘汰了。至于那些到这个时候还在我们这里保持指挥员职务的人，几乎全都打得很好。甚至对比沙拉勃来说，五个月也没有白白过去。
就在这儿，德寇开始进逼我们了。他们对我们驻扎的一些村庄轰炸了好几次，还用重炮轰击我们。
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以后，司令部决定把整个队伍从居民点退到林子里去。然而，由不得少人喜欢留在村子里。真的，谁愿意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离开温暖的屋子而钻进雪堆呀……有些同志企图把自己想留下来的愿望用这种理论来辩护，说什么我们无权不战而离开住了这么久的村庄，说什么我们应该保卫自己、保卫居民到最后一人为止；我们一走，就让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处在敌人的打击之下。
当然，这种见解无论如何是幼稚的。在这样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在这些四面开阔的居民点里负隅自守，无异于使自己和居民遭受完全消灭的危险。
我们坐上橇车，开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叶林诺森林去。我们选择了新同志伏罗热耶夫的支队曾经在此驻扎过一个时期的地段。据他说，在这些地方还有一些地下室呢。不错，我们的侦察员们作了极重要的修正：他们说不是地下室，不过是一道很大的、构筑得很差的壕沟。但是这总比一无所有要好些。主要的是枞树占多数的密林——从天空很难发现，而在地面上也不容易把我们从那里打出去。
我们让马儿急步小跑，间或也飞奔一阵。就那么轻飘飘地跑了二十公里路。指挥员们还不要紧，他们有皮袄，至少也有很好的皮大衣和毡靴，伤号也都盖得暖暖的，可是普通的战士并不全都有御寒的衣着。有些人穿着破破烂烂的高统靴、或是缚着绑带的皮鞋。许多人跳出去抓住橇车一路奔跑，我们不得不减低一点儿行驶的速度。有些人开始请求停留个把钟头，生些篝火来取取暖。可是情况突然改变了，因此我们不用篝火便暖和了起来。
德寇在森林边上阻塞了我们的去路。他们伪装得很好，我们的侦察员上了当，没有即使发现他们。德寇运用了游击战术：从森林里出其不意地攻击纵队。
看来这种战术对他们是生疏的，要不然就是他们在俄罗斯森林里觉得不舒服：他们比规定的时间早两三分钟开了火。而且德寇还有一件事情没有估计到：严寒惹得弟兄们生气，他们不仅不吃惊，甚至因为有机会打仗而很高兴。
虽然这么说，也许不仅是严寒帮助了我们，而还是因为我们驻扎在那些村庄时，尔凡诺夫没有虚度光阴。他每天要中队的指挥员们从事战斗训练。
我本人看了我方应战的迅捷就大吃一惊。德寇的突如其来并没有讨得便宜。我们没有一个人张惶失措。指挥员发出了明确的命令。战士们展开了散兵线。不到两分钟，我们就以那么密集而准确的机枪和冲锋枪火力来回击，德寇马上转身逃走。那时我们发觉他们不下两个连队呢。
战斗总共延长了十分钟。我们由于胜利感到激动、快乐、自豪，又继续前进。这样又行驶了几小时。当我们从大路上折入森林，开始在深雪里的树木中间乱成一片时，战士们便跳出了橇车：应该帮助马匹。然而有时连人带马都陷在松软的、原封不动的白雪里，一直陷到脖子边。
三点钟光景，我们到达了新驻地。还好，是一个月夜。虽然如此，月光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这个地方长着多年的枞树，它的覆盖着雪花的巨掌，几乎把整个空间都遮上了阴影。
我们找到了伏罗热叶夫支队的一个放弃了的地下室。这个支队在一个多月以前在这儿住过。入口处必须挖开。我们挖开了，走进一道长长的、泥泞的堑壕。里面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看来他们在临走以前把一切都烧光了。可是最主要的是连炉灶也破坏了。好，我们这里有几名炉灶安装工人。一小时以后，格里沙·布拉什已经生起了炉子，再过半小时，地下室里便暖和了；然而，也许与其说是由于炉火，还不如说是由于人口过多吧。
地下室是打算给五十个人用的，而我们单是躺着的病号和伤号就有四十五名。有些战士在路上给冻伤了，也应该快快给他们暖和一下。首长们、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们，还有精神特别饱满的温暖的爱好者们挤满了地下室，所有一些人便不得不被请出去了。
附带说一句，严寒并不是游击队的同盟者。它可能挡住了德寇的攻势，可是我们受它的痛苦却厉害得多。而且这次严寒对我们发动了这样的攻势，以致必须严格地掌握纪律。
现在，当我回想到和雪灾苦斗的那几昼夜时，不知怎的总觉得是极富朝气的，差不多是快乐的。人的记忆乐意推出那些沉痛的情节，相反地，却保留着欢乐的和可笑的情节。
实际上，我们现在集合原先的游击队员们，回想起当时挨冻、受饿、恼怒的人们怎样掩藏在雪地里时，大伙儿总是张开嘴哈哈大笑。
“你记得比沙拉勃怎样叫喊吗？他小胡子上挂着冰柱，胡须给霜染白了，嘴里冒着汽，喊道：‘我，啊哼，真不愿待在这儿！我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我们在列依明塔罗夫卡留着很好的地下室啊！’”
“还记得阿尔先尼·科夫童在雪里挖了一个熊穴，拿手掌把雪拍实了，堵住了进口，躺下去就打呼噜吗？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睡的地方都给雪掩盖了。科夫童在哪儿，他在哪儿失踪了呢？一直等听到他的呼噜声，我们才找到了他。”
“还记得吗，卡普拉诺夫把女护士们集合在一起说：‘姑娘们，谁要是大哭大叫，就别想领到酒精。姑娘们，沉住气，证明跟男子平等吧！’”
不错，她们本来就没有一个人放声哭过。虽说她们大多数人都对烧酒不感兴趣，却总把自己的一份分给小伙子们。
是的，我们回想起来的总是快乐的、可笑的事情。但处境是极困难的。原来我们全队只有七把铁锹、五把斧头和一把铁梃，地却冻到一公尺多深。战士们生起篝火，烧上一两个钟点，再把它们移到一边，去挖掘那块烤过的地面。挖上半公尺深，碰到冻土层了，再点起篝火来烧：对发挥耐心说来，是很好的训练。
绝不是人人都能干建筑工作的。不论在哨所上、不论在侦察队里、不论在军需业务中，都必须派人。你瞧，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在一个多星期中就建成了十六座宽大的地下室，里面造了板床，装了炉子，做好桌子和板凳。
凭良心说，住在这些地下室里是不怎样舒服的。主要是又暗又挤。我们用牛油灯或油纸捻儿来照明，要不然就干脆聚在炉子窟窿边，在休息时互相讲着各种故事。但是，即使在最凶暴的风雪天，我们也不放弃篝火；虽说是在地下室里过夜，黄昏时分却多半在篝火边聊天。
我们在这儿叶林诺森林里打游击打到三月底，这个森林是作为“第二森林城”记在我们的史册里的。大家都记得，那年的冬天是凛冽的。天气经常在零下二十多度！这些日子叫我们喜欢。我们没有寒暑表，是凭所谓眼力来确定的。
不错，我们有位老爹，只是他和我们待在一起并不久。大家管他叫寒暑表。我想，他一生没见过真正的户外寒暑表，就是关于度数也只有极模糊的概念。可是假如你问起，他会不加思索地回答：“二十四度。”
“老头儿，你怎么断定的呢？”
“是看寒气抓着我什么来断定的。倘若抓着我的耳朵，那么是二十度，鼻子在二十三度就开始冻僵了，而当右脚的大脚趾开始扭曲的时候，那就是说超过三十度了。”
那年冬季恼人地拖得长久。切尔尼多夫省有过不少漫长多雪的动机，但是我记不起有象这一年那么长的。假如只有严寒和大学，那还不要紧。这时你又会不由自主地把游击队员和正规军士兵的处境相比较。不可否认，在那个冬季里，红军战士和指挥官们也不得不吃些苦，忍受些苦难，他们也挨过饿，有时也吃得不好，并且由于转移太多，自然也累过。
游击队员除了这些困苦以外，还加上屈辱的、生活上的贫困。不论到哪儿去，不论要拿什么东西，你都要经过巨大的劳动才获得。我已经说过，我们怎样单靠着几把斧头在建筑。可是我忘了说，我们根本连钉子也没有哩。地下室的门都是沿边凿了洞，悬挂在鞣皮带的圈儿上的。
我们水桶也不够，几乎每天必须为水桶属于哪一分队这件事排难解纷。杯子、羹匙和锅子——这一切必须在什么地方找到，在战斗激烈时要记住，不仅应该把德寇身上的冲锋枪、高统靴和军大衣卸下，而且也要捡起火柴、小刀、羹匙和手电筒。
我们用雪洗脸，而且多半没有肥皂。洗衣服是件最折磨人的工作。你自己明白，在外面冷空气里是洗不成的；但在挤得无法插足的地下室里洗也不好，那儿空气太闷。我们盖了一间澡堂兼洗衣房。可是不论是蒸锅，不论是槽子，不论是洗脸盆，好久都找不到。大伙儿开始拿德寇的钢盔当洗脸盆，用粗圆木挖成几只槽子，还用汽油铁桶做了一只蒸锅。这件事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劳力啊！
我们的大娘和姑娘们日子过得也很艰苦。我必须承认，我们并不是全部也不是经常理解或想要理解她们的特殊的妇女地位。战士们作战归来便走开去休息了，而姑娘们——这些可怜的人儿——便动手做饭洗衣。我们有过这样的命令：男子自己洗自己的东西。但是你能注意到每一项命令的执行吗。倒是姑娘们不喜欢小伙子们和自己一起在洗衣房里洗，不好意思，而有些人是爱惜自己的男同志，看到他们毫无办法地在洗衣槽子面前手忙脚乱，就把他们赶走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