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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槽子面前手忙脚乱，就把他们赶走说：“我们来做吧。”而小伙子们就希望姑娘们这一手。
在这儿叶林诺森林里，我们认识了饥饿。往后还有更糟的时期呢，但是我们在这里是第一次长时期挨饿，特别是刚在吃得丰富多样的食物以后。我们的存粮已经用完，我们已从游击队的地窖里把一切都拿出来，甚至连食盐也拿出来了。
有一部分同志企图从新开始我们完全熟悉的谈话，说是要不是从各方面接收人员，那我们一定可以支持到春天的。可是由于这一点，他们被指挥部十分严厉地斥责了一顿，现在只是小声地互相谈着自己的想法了。
然而窃窃私语也有很不好的效果：我们这里出现了第一批开小差的。我们不得不下令警告，开小差的将完全象军队里一样受到惩治——枪决。
在这里，四周村子的居民并不拒绝给我们支持。比如，叶林诺村的农民便把所有的东西——牲口、储藏的马铃薯和多余的衣服——全都给了我们。真是一个英雄村！它是我曾经看到过的所有村庄中最齐心的一个。德寇没有从叶林诺村得到一公斤粮食。叶林诺村没有一个人去参加伪警。当叶林诺被德寇烧光时，妇女、儿童、老年人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其中一部分体力上不能打仗的人，后来被安顿在其他的村子里。而富有战斗力的男女在红军来到以前都当了游击队员。
在叶林诺森林里，我们的队伍在一个月里增加到了九百人，主要是靠叶林诺村的居民。
我们四周村庄的农民也尽力支持我们。但是德寇已把居民们抢掠一空，以致他们全靠马铃薯活命。暂时还有马铃薯，他们不会反对和我们分享；可是把马铃薯送到支队来就困难了。叶林诺紧接着森林，德寇时常来袭击，但没有在那里驻扎卫戌部队；然而，在图尔耶、格卢博基·罗格、古塔·斯图登涅茨卡雅和其他的村子里，在二十公里到六十公里半径中的地区里，他们总共已集中了将近三个师团。
在伊凡诺夫卡驻有一团匈牙利兵，在索菲耶夫卡驻有一队强大的伪警。这批伪警是在边缘地区招募来的。这样做有一个目的，使居民们不容易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
这一次，占领军包围森林的圈子是相当紧密的，并且在树林四边巡逻。我们只有作战才能获得粮食。为了获得两麻袋马铃薯，有时不得不损失三个人、甚至四个人，仅仅为了要获得粮食而从事大规模作战，袭击敌放卫戌部队，从军事上着眼，是不妥当的。因此我们宁愿到大路上去打埋伏，好占有德寇的粮食车队。但是德寇怕走森林里的道路了。
要养活九百个人是不容易的。每个人的胃口都是有增无减。他们干了许多活，而且都是在寒气里头干，体力的消耗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甚至最瘦弱的战斗员也轻易地吃得下一公斤面包，要是给这么多煮熟的马肉，他也吃得下。我们到手的蔬菜越来越少，至于牛奶和奶油，是根本见不到了。因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马，我们便开始把马肉当了主食。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药剂师泽列克·阿勃拉莫维奇·约西列维奇开始制造针叶浸剂。我下了一道命令——人人必须喝这种浸剂。我们用这种方法避免了坏血病。
针叶浸剂是我们唯一的、用之不竭的药品。几个月后，雪融化了，泽列克开始收集青草，把它煮过再浸在酒精里。而暂时简直不希望有人害病。
然而闹病的事实际上也很少见。甚至老胃病也使人爽然若失。游击队员几乎从来没有感染过象流行型感冒、 疾、咽喉炎之类的流行病。比方说我吧，战前时常害咽喉炎（战后又发作了）；可是在森林里却一次也没有发过。这不仅是我们队伍里的特征，锻炼和无菌的空气防止了游击队员生传染病。象北极人一样，我们多半是害风湿症、坏血病、癞皮病、疮病和牙痛。
啊，这伤脑筋的牙痛呦！我不说治疗了，连拔牙都没有什么工具。有一回，我一连五日五夜没有睡着一秒钟：骨膜早已发炎，总之鬼知道是什么。看护长、药剂师、还有战士中间的业余大夫们全围着我忙作一团。他们把各种废物尽往我嘴里塞。我让格奥尔基·依凡诺维奇·戈罗别茨——我们的修械兵、原先的修船厂厂长给治好了。我感谢他——竟会想到动用铁匠的钳子。他一连给我拔下了两只牙齿，拔下后我马上就睡着了。经过一昼夜醒来，我变得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戈罗别茨也替我们的病号和伤号做了不少事情。当我们发现受斑疹伤寒的威胁时，他设计用汽油筒做了一个蒸衬衣被服的消毒器。这样使我们全体战士和指挥员能够在两天里一无例外的进行了卫生工作：预防传染病。
戈罗别茨既是木匠，又是家具匠，又是机器匠。在几名游击队员的协助下，他从叶林诺村里拆运出一所宽敞的农舍，把它设置在地下室之间。在这唯一的真正的房子里，我们开办了一所野战医院。我们这里关心伤员的事总是占第一位。有单独的床铺、有被单、有营养丰富的饮食。然而，可惜，这所医院还是不够用。这时我们没有外科医生，连作最简单手术的医疗器材也没有。
这儿有一件事，说出来可以作为无限勇敢、钢铁般坚韧的例子。战士格列戈里·马萨雷卡在公路上用地雷炸毁了一辆大汽车，消灭了三十个德国军官。但其中有个军官没有被打死，拿手枪把马萨雷卡打伤了，打碎了左手的一根骨头。不知怎的，马萨雷卡没有及时上医院去。他继续带着受伤的手干爆破工作去了。过了两星期光景，那只手已经发黑到肘以上了，他才去找看护长。
只有用切断才能救他的命。本来应该把骨头锯掉，但是问题来了——拿什么来锯呢？戈罗别茨打听得伊凡诺夫卡有位铁匠。便连夜潜入那个镇市，向铁匠要了一把锯金属用的手锯。这把锯子是生了锈的。他们把它用灰擦过，用水煮过，接着便把这个小伙子的手给锯下来了，当然，并没有任何麻醉剂。看护长、机器匠轮流锯着，当病人忍无可忍时，便自己抓起锯子，几拉便完了事。动手术时我也在场。马萨雷卡皱着眉头、叹着气，间或也呻吟，可是没有大声叫过一次。过了一个半月，马萨雷卡就参加战斗了。
这件事可以作为勇敢精神的榜样。可是要这种榜样不再重演才好。要是战士确信如果受了伤将有高明的医生来给他治疗，而这位医生有做手术用的一切必需品，那么他会打得更勇敢的。 战斗、参加破坏活动、动行军、饥饿、寒冷、拥挤、每天在深雪里进进出出——这一切当然是锻炼人的。但这样的生活并不使人愉快。您找不到多少人会把游击斗争的年代认为自己一生中的幸福的年代。我们自然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当我们能够狠狠的打击一下敌人时，真是全军欢腾；但是我们全体，或者几乎全体都在盼望战争赶快结束，急不可待的等着转折点——红军开始大规模反攻的转折点。
被保卫在森林里、被逼得衣食都几乎全靠战利品的人们，不仅冒着生命的危险，还冒着更严重的瓦解的危险。这首先与那些意志薄弱、禀性反复、政治教育太差或不够的人有关。
这时候，由党预先挑选出来留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员们还只是少数派。现在我们的支队大体上是由突围的人员、脱逃的附录和邻村的农民们所组成的。这些外来人决不是毫无生气的群众。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卓越的战士、侦察人员、破坏工作人员；出现了战斗品质优秀的指挥员。但是我现在不想谈到他们。
在脱逃的俘虏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是自愿投降德寇的。当他们认识到德寇的一切诺言的真价时，已经在营房里喂饱了虱子，挨够了嘴巴，懊悔了。于是他们逃来当了游击队员。我不是随时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全部事情的。当然，极少有人承认自愿去向德寇投降。
这些人前来参加游击队，只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们不求回到德方去；反之也并不怎么十分积极作战。
来到我们这里的突围的人员中间也有些“ 夫”夫妇。这些人是为了某种原因掉队而被独身农妇收容下来的。他们中间也有些很好的小伙子：有一个伤员，她们给了他安身之处，当他复原时，一下子找不到游击队；但是一有机会，便抛弃家务来打仗了。然而也碰到了这样的人：他情愿拜倒在老婆的石榴裙下，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可是德寇征发他不是到德国去做工，便是去当伪警。这种家伙心里一盘算，就给自己作出结论，还是投奔游击队更有利。
悔悟的伪警也开始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亲自去号召他们，悄悄地把传单投给他们。我们写着，要是他们不离开伪警部队，便要把他们象杀狗一般杀死。虽然如此，当这些人来到支队时，还是长期受到特别监视。我们自然没有委派密探去看住他。只是所有的同志都对他们特别注意。
不幸得很，有些其他的游击队员却受到了腐蚀。
我们的不幸在于：需要迫使我们不单拿取那些在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还要特地去猎取战利品。为了消灭敌人而炸毁军车，对德寇汽车队打埋伏，这是一回事；但是为了获得战利品而进行同样的战斗，那就不同了。
游击队员去打仗，既不是为了发财致富，也不是为了吃饱穿暖。他是人民事业的战士，人民的复仇者。假如游击队象正规军那样获得供应，那简直是妙不可言哩。但这是不可能的。
顺便谈谈，同志们不容易习惯穿全部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衣着鞋袜。后来，当飞机开始空投给我们俄罗斯的服装时，游击队员们多么兴高采烈地脱下了绿色的制服和裤子，多么毫不可惜地把它们踏进泥泞，或是投进了篝火啊。
但是在我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