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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采烈地脱下了绿色的制服和裤子，多么毫不可惜地把它们踏进泥泞，或是投进了篝火啊。
但是在我目前所写到的这个时候，飞机还没有飞来。我们完全依靠德寇来生活。我们截获了一些粮食大车队，便认为打了胜仗。这是不错的，敌人遭受了损失，我们却获得了武器、衣服、面粉和其他必需品。这就是说，我们便得更强有力了。
大多数战士懂得这不是掠夺而是战争。可是也遇见一些人，他们醉心于没收贵重物品的过程比战斗来得大。在居民点里进行作战时，这种迷恋就格外危险。在伪警或伪村长家里没收粮食、衣服可以说接收战利品；但在老实的农民那儿，即使拿一壶牛奶也是卑鄙 的抢劫行为。为了使其他人不犯同样的毛病，为了使居民看到游击队员都是正直人，他必须无情地、当中地受到惩罚。
回想到这类事是不愉快的，可是有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战士中间有些人从农民的院子里带走一头小猪或小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我们初次遇见这种现象。但最糟糕的是这些小偷还有辩护人。那些辩护人说：“这有什么稀奇，弟兄们肚子饿啊。如果不是他们带走，那么反正一样给德国人没收。”
主要的危险就在这个“反正一样”里面。这种没有原则的路线是被比沙拉勃的一个朋友杨·波良斯基鼓吹着。他是分队指挥员。
有一回，他的分队的战士偷了一位老大娘的小猪。他不是自个儿吃完的，而是与同志们分享了。
我要求说出肇事人的姓名。由于不正确的同情心，同志们决心掩饰这个罪行。我把指挥员本人叫来了。
“撤我的职吧，你随意处分我就是，我不说！”
我们撤了他的职，把他降级为普通的战士。但在分队的眼光里，他是“为真理而遭难”。
不过在两个星期以后，波良斯基本人在抢劫时当场被捕了，这时战士们才明白，是波良斯基把他们带上了可怕的途径。
当然，他本来应该被枪毙的。我已经准备了一道命令——在队伍面前审判。
但是波良斯基开枪自杀了。
过不多时，我们还是不得不在队伍面前枪毙了原先他分队里的两个人。
对犯罪行为的纵容和无原则性，总是导致蜕化堕落的。
当然，枪毙或是以枪毙来威胁是不成的，只有很好地组织起政治教育工作，才能使战士们对抢劫犯、对抢劫行为、对包庇抢劫犯的人引起反感。
省委采取这个决定：在支队里，特别是在新的补充队中间加强教育工作。那年冬天，在积雪很深的叶林诺森林中，我们印刷的战报－消灭德国侵略者！－开始每周出版了。各中队里每旬至少出墙报一次。
我相信，读者对出墙报这种报道一定认为简直是拘于细节。你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有哪里不出版墙报的吗？每一个集体农庄、每一个茶室、每一个托儿所、当然还有苏联陆军的每一个连队里，都有墙报啊。”
然而请读者想一想吧，假定有一个人，他住在被法西斯匪徒们占领的村子里，套着卐字袖章的喽啰们每天侮辱他、卖国贼村长和伪警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片言只字，命令他永远忘掉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可是这个人设法脱了身，跑到森林里来找游击队。他冻得发僵，掉在雪堆里，躲在每一棵树背后，最后帽子上有条红带儿的人们领他到一个已给几百双高统靴踏实了的场子上。就在这个场子上，他首先就看见一块钉在树上的木板，上面有彩色斑斓、充满插图的纸张。这是墙报，苏维埃生活中的朴素的、寻常的一部分。于是他立刻明白：已经到了家，到了苏维埃领土上。这就是说，这儿的制度是苏维埃的——请他遵守。
我们出版的创刊号使战士们造成了巨大的印象。事实上，往后他们对墙报表示更安然，但急不可耐地期待着每一期的出版，积极地投稿，并且非常害怕变成讽刺画的对象。
当天气稍微和暖时，我们又出了一种“活报”。它是我们的演员、诗人和新闻记者们搞的。
这是一种小型歌舞技艺节目——是些愉快而又令人兴奋的节目。懒汉们、胆小鬼们、爱靠别人发小财的人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和鼓动工作者的主要题目之一，是我们敌人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所进行的解放战争之间的区别。
我记得第二中队的墙报上，曾登载过侦察员在俘获的德寇军官身边找来的一封信。
我们有一位画家在这封信上作了一个绿色的、粗体字的标题：打死他！
当然，一般说来，这个题目是对法西斯匪徒讲的。游击队员往往把自己对他射击的或扔手榴弹的，不管是希特勒士兵，不管是军官，在自己的眼中都是视同一律，不分彼此的。“德国鬼子”——就是了。我们痛恨每一个侵略者。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一切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一切灾祸，我们把这笔帐都记在作为射击目标的德国人身上。
但是这一回，我们碰到了一个特别的标本。
我们的侦察员们在哥美里到切尔尼多夫的公路上捉住了这个标本。虽然他不过是个中尉，还佩带着军需兵种的肩章，但战士们根据种种形迹便断定抓住了一只高飞的鸟儿。
不论是服装、姿态，或是分外的胆怯，这个中尉都与寻常的德寇中尉不同。他身上的制服、裤子都是新的，是向出色的裁缝定做的。违反常规，他在军装大衣外面还罩了一件有海狸皮领子的、长长的皮大衣。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儿。我们发现他在制服里还穿了一件有法国商标的精致的绸衬衣。
这个尉官本人却是个四十五岁的人：头发稀疏、个子矮小、一撮小胡子、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浮着呆板的微笑。他那么想活，说得比侦讯员问得还要快，差不多所有的德国俘虏通常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审问之后，才告诉我们，说希特勒是个坏蛋。但是这个无耻的家伙不用我们问他，马上就宣布说：俄罗斯人都是好汉，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以及他们的全班人马早已只有死路一挑刺，德国的毁灭是必然的。他说：“请相信我，我挺清楚，我自己就感觉到身上有腐败的气味。”他乐意回答一切问题，但是竭力巴结得我们不敢相信他了。
当翻译员从他的大皮夹子里抽出一只已经封上的、发往柏林的厚信封时，中尉好象准备挨打似的蜷缩起来了。实际上，他这封信里并没有什么军事秘密，是写给岳父的。
我应该附带说一句，中尉并不是在战斗中被俘的。他坐在一辆小汽车里，护送的是一个德国平民和一名勤务兵。汽车从大路上滑进了雪堆，在雪里陷住了。中尉的同行人和司机爬出来想推车子，正在这当儿被游击队的子弹打中了。只有中尉一个人还活着。
在到营地来的路上，他用很过得去的俄语告诉侦察员说，他并不在军队里服务。而在司令部里被审问时，他重复说着这样的话：
“我是个商人，是商界的代表。你们明白吗？我是个平民，没有军职，制服不过是为了便于在接近前线的地区来往罢了。我是一个大贸易公司的代表。在占领各国内安排商业上的联系——假如你们想要商业情报的话，这就是我的任务。”
我记得：那封信是写给他岳父的，他岳父是某贸易公司的老板。我们的俘虏显然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向上司兼家长做报告，报道了占领国家的新闻，娓娓地叙述了自己的一些印象、想法和商业计划。但是主要的事情，是他写得直言不讳，对战时检查毫无顾虑。
“在乌克兰逗留三个月以后，”中尉写道，“我终于明白，我那多年的出世之道和职业经验在这个国家里不起作用。一切具有思想的人都得承认这一点。军官们也是如此。我说的是咱们的纳粹军官，那些懂得战争和个人利益分不开的现代人。”
“首先使我惊奇的是缺乏安乐舒适。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我总是下榻在头等的旅馆里。在那里我能找到够好的、家具精美的房间，里面有地毯、吊灯、高贵的餐具。但是安乐舒适是人造成的。在这个国家里，有钱的人会陷于悲观失望。这里没有造成安乐舒适的人，这里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仆役。在法兰西和咱们的柏林，最好的仆人是白俄侨民。我们随军带来的那些白俄用得不是地方。
（用手走路：意指苏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对一切都得反着看、倒着看。）
在这里，一切都是荒谬绝伦的。要明了发生的事情，你必须用手走路。在法兰西、比利时和波兰，军队开过了两天，你就能找到一些生意人——一批聪明机敏的商人，懂得时机紧迫、资金不应该放着不动。法兰西人、比利时人、挪威人或者波兰人可能心里是个爱国者，象恨德国人一样地恨我；但是假如他是个商人或是工厂老板、银行家，或者甚至简直是个官僚，你总可以和他情投意合。
他需要我，正象我需要他一样。我表示愿意出卖一批农民用的服饰品，由我设法沿铁道运进。我问：你能卖些什么给我们的公司呢？他表示愿意给羊毛或者油料，或是终于象我们的同事在雅典所遇到的那样，合股开设一家军用妓院。
在俄罗斯，没有人向我出卖什么。我找不到商人，找不到工厂老板，甚至也没有兼营商业的官僚。我设法推销我们供农民用的服饰品。没有一个钉契约的人。这简直是闻所未闻！我既没有发现一个俄罗斯的批发伤，也没有发现一个资本家。在这三个月中间，我没有遇到一个规规矩矩的俄国人——咱们公司可以给他开帐户的那种人。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当局，象他们认为在这里必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