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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战士们散了，游击队的森林里变得不习惯地寂静。人们躺在地下室里自己的板床上。他们打了许多小时仗，跑了许多路，都很疲乏了；可是仍然好久睡不着。大家躺在那里想，低声地谈着自己的想头，彼此讲着想起牺牲的人的一切。
在格罗明科带领过的一些中队的地下室里，念旧的悲伤情绪尤其显著。妇女们比较容易伤感，都哭了。你能在许多战士——不管是年青的或是年长的——的脸上看到困惑甚至某种怅惘的表情。
当一个受爱戴的、公正的、勇敢的指挥员牺牲时，很难使人完全相信他的死。我们认为他的指挥和勇敢是他不可损害的保证。我们认为由于他的优良品格应该受到赞赏，假如不是永垂不朽，至少也得长在人间。
波布特连科、雅列明科、德鲁日宁、尔凡诺夫和我走进了格罗明科住过的地下室。表面上的动机是为了必须把他的文件收集起来查阅一遍。可是，说实话，我们是想再看一下属于他个人的小角落，想象一下他在自己战士们中间活着的情景。
在一间住过四十个人的地下室里，一条一步宽的通路把一些普通的板铺分开，放着一张钉得很粗糙的木床。床的一角削得参差不齐。床头的上方，有一块灰色漂石的圆边从土中突出。
在漂石的旁边，从土中钻出了一颗已被磨得光光的松树根椿，椿头已被截去，但依旧活着。它分叉着弯向上方，象一对鹿角。波布特连科想起，格罗明科说过，这根树椿好象还在生长，我们在这儿的两个月里就长了五公分。
树椿上挂着一只图囊和一顶夏季的灰色便帽。这顶帽子是格罗明科在切尔尼多夫当种子检查站主任时戴的。
床上放了几本书当枕头，盖着一件干净的、但没有熨过的军装上衣。一块黑呢代替了床单，我们看到那上面放着一只在战斗前急忙中遗忘的电木肥皂盒——烟盒。里面除了两撮黄花烟以外，还放着一把锉刀，一块烧焦的、紧紧地卷着的废布和一片石英：一套用来打火的普通设备。
这就是战时成为游击指挥员的农学家格罗明科的全部财产。
我们在图囊里找到了一本普通的笔记本，半本写满了铅摘记，一张爱人的相片，还有一份摺成四叠的、一九四一年七月四日的真理报，上面登有斯大林同志的演讲词和相片。
回到司令部地下室后，我们翻阅了格罗明科的书籍和笔记本。书大约有十本，是偶然挑选的。全都是战斗中取来，在被毁坏的房屋里找到的。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二卷、一本养蜂学的教科书、一本法捷耶夫的毁灭，还有一本什么参考书……格罗明科喜欢读书，在村子里作战时，不但自己寻找，而且还请战士们寻找，如果找着，一定送给他。
笔记本上有格罗明科对战士们发表过的讲话提纲，已经执行过的作战方案，还有显然匆匆忙忙写成的、简短的私人意见。它们使我回想到斗争的初期，回想到我和格罗明科的谈话，回想到他的犹疑和感受。它们使我想起初次相逢时，我看不出格罗明科的性格上有什么游击队员的特质，而且断定他决不会成为指挥员。
我必须承认——我看错了。
按我们初期对“游击队员”这个词的认识，格罗明科的确没有什么游击队员的特质。我们是从文艺作品中认识游击队员的：只有年纪极大的人才能从个人的回忆里认识。但是每一个时代产生出自己型式的战士。
格罗明科是个普通的指挥员，极勇敢、果断、聪明。然而问题不在这里，这不是他和过去游击队指挥员们不同的地方。
就职业来说，格罗明科既不是游击队员，也不是指挥员。他是位农学家，生活的建筑师。当然，并不是战争的，而恰恰是和平的、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充分揭示这个人的才能。
一位教育家担任了格罗明科的职位，他是从前省国民教育厅的厅长。第二中队的指挥员是位小学校长兼历史学家。第三中队是由一位集体农庄的主席指挥的，而第四中队的指挥员是位区委书记。他们学会了指挥，学会了打击德寇，学会了忍受困苦。正和格罗明科一样，他们全都是不得已而打仗的。他们变成了优秀的游击队指挥员，因为都意识到这种必要性。当然，他们全都是宁愿和平的、建设性的劳动的。
下面是格罗明科的笔记本里的几则日记。我选择了一些我觉得可以给人家一个关于他性格的概念的。
“十二月十四日 审问了一个德国人，他总是说着‘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他是个工人，而且还是个五金工人。他把双手伸给我们看。不错，有黑黑的老茧。可是我心里对他丝毫也没有怜悯心。他叫喊着：‘台尔曼，共产党的，卡尔·马克思’。我通过翻译员问他：你为什么要背叛台尔曼呢？他回答说，没有别的办法，给逼着干的。我问他：‘要是我们把你释放了，你将干些什么呢？’他回答说，要准备革命。可是在他自己鼻子底下却留着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
十二月十九日 我被叫到省委那里。受了一场挖苦，弄得我浑身发热，虽说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波布特连科第一个抓住了我，甚至大叫起来。我一点儿也不怕他的叫嚷。他是个有求必应的好人。依我看，只有敌人才怕他。他叫嚷了一阵之后一定要笑的。他很容易消气，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他因为我不想离开列依明塔罗夫卡别墅而严厉训斥我：‘你想我们来照顾你吗？！你听着吧——他有个特殊的意见，有这么一个陪审官……尔凡诺夫给了你准备出发的命令没有？为什么还要拖延呢？’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不打算离开。费多罗夫以那对大眼睛看着我道：‘您坦白说——是不是因为这儿离家很近而不想走呢？格罗明科同志，您别给自己的事情找理由吧。您要估计到，这样可能使自己落在党的队伍外面的。’啊，当然，我屈服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我怕费多罗夫不成？当时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正是由于家在附近才想拖延的，我找到了别的理由。不过这种隐秘的想法总是在脑海中不安地闪过，有时得去看看亲属。这有什么办法，费多罗夫是对的。诊断得确切之至。省委开会以后，有个聪明人走来看我，低声说：‘他们开除你党籍，有什么关系。他们损失更大。你的分队是最杰出的一个，弟兄们都会跟你跑。你将自己当头儿……’我痛骂他，不知道为什么还不打他一顿。至于组织上的处置，让省委去处理吧。
一月九日 我们打击了波戈列察的伪警。我们突然到这里已经是第二回了。居民们象亲人一般接待我们。在伪警排长住的屋子里，全部天花板都给子弹打裂了。我问女主人道：‘老大娘，这批伪警是些什么人呀？’她磨着嘴唇说：‘都是些非基督教徒，不要脸的无赖，丧尽了良心，忘了上帝。你看我的那个尼基达想出的花样吧……’她指着给枪打打穿的圣母像说。我问她：‘这位尼基达是你的亲戚吗？老大娘，我们把她打死了。’她说：‘恶人不得好死。他过去算是我的一个孙子。’‘原来你已经和他脱离关系了，是不是，老大娘？’她严肃地瞅了我一眼，答道：‘我向来就咒骂他，他还这么小的时候，就尽说些下流话。人家把这个下流坯赶出了学校，把他从共青团开除了。他是集体农庄里最坏的二流子。只有酒馆和他打交道。’我说：‘老大娘，您一直在提上帝，要知道我也不信上帝的。您要知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不信上帝的。’她说：‘这个谁不明白？你们承认人类。瞧，你对老大娘谈得多好哇。我们早已等候着你们了。请坐，请你尝尝干酪吧……’
二月一日 和第二中队指挥员巴拉贝作了一次谈话。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战争一点儿没有使他失掉人性。他有一把半公尺多的短剑，我见过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怎样用这把短剑刺穿一个法西斯强盗，把他象只猪那么宰了。我问他：‘你认为战争损害你，使性格变得残酷无情吗？要知道你以前从来没有杀过人呀。’他微微一笑，他的笑总是和蔼可亲的。他这样回答：‘我现在也不会杀人，你明白吗？’我请他解释。他想了一想，补充道：‘假定说，我落到一贫如洗，我无论如何不会变成土匪和凶手。或者我和一位同志发生纠纷，我根本不会拿短剑去攻击他；也不会为了争风吃醋去杀掉一个女人，伤害一个小孩子。’我继续问道：‘那么战争对你发生了什么影响呢，你的性格改变了没有？’‘这还用问吗，当然……’谈话没有结束，他给人叫走了。我后来自己思索，我们起了什么变化啦。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当游击队员。一则，我很高兴认清自己不是懦夫；二则，我能够受人节制，能够承认上级指挥员的威信。即使很难承认他的威信，而且认为他错误时，我仍能克服自己，后来也不让任何人挑拨。特某煽动我反对费多罗夫，想要来一次内 。我命令他停止了。而主要的改变是我们，甚至连费多罗夫和政委，虽然都是党务工作人员，但全都变成更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们正在学习政治常识的课程。
二月二日 不，这是时代和对祖国的爱使我们成为指挥员的。哪怕费多罗夫也是如此。他哪里是司令员呢？他是个工人，昨天他和战士们在一起给地下室刨光圆木顶时，变得多快活啊。工人和农民随时都是建设者。我们还习惯与瞻望未来，不待说，战争在生活中并不是主要的事情。
二月八日 重读《战争与和平》，我真不了解那些人。他们完全不想到将来，不想到怎样在战后建立生活。工作是根本不谈的。
三月三日 米什卡拿一只篝火上烤熟的母鸡送来给我。这是战斗以后三个钟头的光景。他在战斗中是个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