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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德寇来到以前，农民便局部地收割，并运出了一九四一年的丰收。剩在地里的谷子被军队践踏和烧掉了。然而谷子是那么多，德寇还是搞去了一部分。当然，他们不是自己出力来收割的。在一九四一年德寇组织的收获所表现的唯一“办法”，是在各种迫害的恐嚇下要求农民收割庄稼，然后来没收。农民们留下来的，只有瞒过侵略者和叛徒们而设法埋在坑里的一点儿。
一九四一年秋天，战线还很接近，因此几乎各地都没有播种东麦。但是战线远离以后，德寇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实行了所谓“改革”，开始按自己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了。
农民们带着困惑和不断增长的轻蔑，注视着领土委员和发的地主们的挣扎。在报纸和宣传单上，德寇借助民族主义分子和丧尽廉耻、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不择手段地诋毁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整个社会主义农业制度。当然，他们还颂扬了自身的组织才能。
他们对农民说：“看看我们怎样在德国的经验、德国的工业、德国的准确性、精密性和文化性的基础上组织工作吧……”
但是，农民们在冬天就知道，这完全是空话。首先，侵略者把谷子拿去了。有些地方在公社中留下了种子，可是从十二月起，又开始把种子也运走了。他们怕它落到游击队手里。耕马几乎全部被没收了，单留下了一些 牛。但是一个集体农庄的村子里有多少头 牛呢？难道能靠它们来进行春耕吗？难道广大的集体农庄土地能用这渣祖传的方法来耕犁和播种吗？
农业机器站已经撤退，而一些未能运走的拖拉机差不多全已失去工作能力。有些地方德寇企图设法使留下的拖拉机修理场恢复冬季工作；可是这件事没有成功。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写文章说，马上就有几千部机器要从德国运来了，这些机器是和苏联的不相配称的。同时又到处宣布动员拖拉机手、机械士和汽车驾驶员。
可是春天到底来了，领土委员们、农业部部长们、司令官们都要求农民用公牛和 牛来耕地。侵略者既没有运来拖拉机，也没有运来卡车。至于被动员的汽车驾驶员、机械士和拖拉机手呢，却在警卫队押解下给赶上火车运到德国去了。
“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经理业务的人啊？”农民们说。“他们为了土地打仗，因为德国的土地容不了他们；但是你瞧，现在土地荒芜着，长满了野草，却把我们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运到德国去耕地了。”
德寇曾给某些公社运来了一些谷种，还派了一些专业的德国检查员来监视播种材料的支用；可是供给的都是选得很差的劣等种子，满掺着带病害的壁螽、谷仓里的象鼻虫和杂草。农民们只是被迫参加公社工作。一部分人是处心积虑地怠工，不愿替德寇工作；另一部分人干脆看不到工作有任何意义。德寇曾允许在配给的条件下，把最好的几块田地授予那些曾积极地帮助对游击队、苏维埃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斗争的人，还有那些会完成播种定额、卓著成效的人。但谁也不再相信德寇的话，连伪警也不信。他们也被德寇强迫去耕种公社的土地，可是工作得同样很马虎。
收割的时期来到了。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底和七月里越过田野时，但见一片可怕的荒芜景象。公社庄稼地上的野草哪儿也没除过。事实上，从前集体农庄的耕地，现在下了种的，怎样也过不了半数。只有在院宅旁边的小块土地上，而且还不是到处如此，农民们在照料自己的庄稼。他们悄悄地在夜间收割，在院子里，要不在屋子里用连枷打壳。
农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马铃薯上面，侵略者对它追求得还不那么热切。
农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作出了下面的结论：“这批德国的毒蛇都是不自量力的冒失鬼。他们不会经营农业。假如只是掠夺而不去照料土地，这算得什么样的经理业务的人呢？他们来了，把一切抢光、踏光、烧光。他们干不了农业，又继续去掠夺了。这样他们撑不了多久就会逃跑的！”
德寇在城市里的经济政策也同样是掠夺。大规模的企业处处都关门了。只在某些车间里开设了坦克、汽车和飞机零件的修理厂。剩余的设备，甚至连废铁都给运到德国去了。花园里的铁栅栏、纪念像、坟地上的十字架和炉炊——都拿去了，什么都不嫌恶。他们在初期还想在某些地方安排一下生产；但是一九四二年夏季，德寇就开始广泛动员青年男女到德国去。第一批送去的是熟练工人。
这不是德寇实力雄厚的象征。乌克兰人民虽然在经历一场悲剧，但也看到德寇在日暮穷途地走向死亡。
人民的反抗更加激烈了。千千万万新起的人民到森林里来逃避德寇动员，逃避公社，逃避在德国人霸占的土地上的奴隶劳动。
到森林里来的人并不是个个都参加支队的；有些小队几乎只是摆脱德寇的迫害罢了。这些装备很差、或者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小队，只享有大自然的慷慨的礼物：太阳的温暖、树木的阴影、江河的流水；但可惜这些自然条件不能好好地喂饱他们，也不能产生去袭击德寇辎重队的力量和决心，只好转向村子去乞食。这样一来，农村中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食客。更不幸的是有些这样的小队没有政治上坚定的领导人。饥饿不饶人，有时他们在饥饿的影响下，偷了农民的鸡、鹅，否则就是小牛。可是他们自己还不了解因此使游击运动受到迫害。
省委讨论了关于这些小队的问题。情况是两面的。森林居民的增长的本身就证明了对德寇反抗的加强，这是好的一面；但单是在森林中躲躲、逛逛的小队——毕竟还不是游击队。我们决定吸收他们加入省支队，加以武装，列入我们的部队，并在他们中间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七月二十八日，各游击队的合并在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里彻底完成了。
我不知道这种组织机构第一次是在哪里出现的。到这时候，我们只遇到几个支队，固然，在此以前不久，我们的侦察员们跟苏联英雄柯夫帕克和萨布罗夫的队伍取得了联系，双方都十分希望会会面，认识一下，协同地、大规模地作战。七月七日，我们的远方侦察队报告，柯夫帕克和萨布罗夫的联合游击队正在捷斯纳河左岸作战。他们的有些分队强渡了捷斯纳河，占领了我们切尔尼多夫省的区中心格列米亚契村。我们开去支援他们。 当我们打听到德寇对柯夫帕克和萨布罗夫投掷大量兵力，封锁了进入格列米亚契的一些进路，并且在七月十一日迫使游击队回到捷斯纳河那边去时，我们已经走了一百多公里。这次我们的相会没有成功。直到一九四三年我们在斯大林斯克向西袭击时才相会。
到过柯夫帕克那里的侦察员们说，他的队伍和我们的一模一样，也是由许多支队组成的。他那里是统一的指挥，所有的人都服从柯夫帕克和政委鲁德尼夫。我不知道这样的友谊关系能不能称为联队。其实这是无关紧要的。
早在一九四一年年底，生活已提示我们决定合并切尔尼多夫各支队的小队。最初，它们成为命名为斯大林联合大队里的分队，后来改成中队。一九四二年三月里，我们在兹林卡森林里同马尔科夫、伏罗热耶夫及列夫琴科指挥下的奥尔洛夫游击队一起行动。那时，为了使防御战和进攻战的计划协调一致，我们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卫戌部队。伏罗热耶夫和自己的支队离开了我们。但是，从此以后马尔科夫和列夫琴科便到处伴随着我们。还有一个在塔拉先科指挥下的、相当庞大的支队也同我们合并了。此外，象我已经讲过的，躲在森林中的小队苏维埃人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不过要称他们为游击队却还早。
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简单地编成一个支队的中队或分队呢？看来，这样的决定是最简单和最自然的，尤其是因为有些独立的支队比中队还小，有些甚至比分队还小。
这样办是不适当的。原因是这些支队不是在切尔尼多夫省内组成的。各队有自己的发生的历史；各队都和组织的地区有联系，而且经常靠本区来补充。逃到森林里来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总是寻找“自己的支队”。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给他们保留旧有的名称了。
第二个原因——其重要性不下于第一个——是“联队”这个名词在我们游击队员的理解中，是向正在附近各森林里个别活动的小支队和小队表明，它们也可以和我们合并，而且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得出我们的组织结构。
省委会批准了我当联队的司令员。政委是德鲁日宁同志，参谋长是尔凡诺夫。波布特连科被批准为以“斯大林”命名的省支队的指挥员，雅列明科仍旧是政委。联队包括：以“斯大林”命名的省支队，以伏罗希洛夫、基洛夫和萧尔斯等命名的支队。建立了下列各种勤务：破坏队、侦察队、迫击炮连队、后勤军需处、特种勤务处、联络处、宣传处和骑兵队。
在联队成立的同时，全体队伍在隆重的气氛中宣读了游击队员的共同誓言。
我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些受到政府奖赏的战士和指挥员：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我们的四十六名游击队员被授以勋章和奖章，我被授以“苏联英雄”的称号。当时又规定游击队员的红色帽带必须佩在帽子上。
七月底，我们打听到了希特勒的新命令。他要在八月十五日以前肃清游击部队。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调派了附有坦克、空军和炮兵部队的十六个师团来“整顿秩序”。
果然，不久新的师团开始来到了乌克兰。现在，在他们中间不仅有德国人和匈牙利人，而且还出现了芬兰人和意大利人。
自然，希特勒的命令并没有实现。可是敌人开始用大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