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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居民用大叉刺死了德寇的审查员。
他们指给我们看一张德寇的传单，那上面允许用五十公顷的良田和五万现金来交换费多罗夫的首级。此外还允许了食盐、火柴，并可任选一种不限数量的甜酒或烧酒；不论死的或活的，赏格反正一样。他们允许三万现金交换波布特连科。中级指挥人员是每名一万，普通的游击队员是五千，也有食盐、火柴和煤油。
我们打开了一些仓库，给居民们分发了食盐、火柴和其他物品。
十月三日，在作战后休息了一昼夜便回转了。敌人伏击了我们的纵队。斯大林支队的第一和第二中队立刻便展开了。
阿夫克先季耶夫的机枪开了火。谢列查·马泽波夫用迫击炮准确地痛击着敌人。原先在埋伏地点的德寇撒腿逃跑了，抛下了四十个被打死的士兵和四辆起火的卡车。
我方的损失是两名阵亡，三名负伤。
我们迅速地过了桥，然后越过了铁道，穿过索柯洛夫斯基农庄，在希米亚金指挥的本地游击队的营地里停驻下来。
我们在那里大约耽了十天，人人都休息了一下，很高兴。晚上，游击队员们在手风琴的伴奏下跳舞唱歌。宣传处准备了即时的活报。
在这座森林里，又有一小队以柯斯捷·雷现科为首的三十名战俘来到我们这里，随身带来了十三支步枪和三挺轻机枪。他们曾在德军中服务，逃出来是为了到我们这儿来。
我们不久便离开了这座好客的森林。
我们按照行军路线经过奥先卡、费尤科夫、萨多戈雅和科托林诺，在科托林诺又强渡了伊普齐河。我们在尼科拉耶夫卡遇到了游击队的哨所。
巴利茨基的小队追上了我们。我们已两个多月没有跟咱们优秀的破坏工作人员见面，近来甚至连他们的任何消息都没有。我们给他们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欢迎大会。指挥员们轮流和每一名战士大吻特吻，送给各人一杯法国酒；凡是再要的人，还给了酒精。
破坏工作人员的勇敢指挥员当着全体游击联队的面作了报告：“从八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二十五日这段时间中，按照您的任务留下的破坏队，在巴赫马奇－布良斯克和哥美里－切尔尼多夫两线上所完成的工作如下：击毙德寇一千四百八十七名，内有军官三百二十七名，将军一名。击伤德寇五百八十二名。击毁敌方军车九列：计机车十辆、车厢一百二十五节。在这两条干线上阻断交通运输共计一百九十一小时。在公路上炸毁卡车五辆、汽车一辆，处决伪村长及伪警十名。”
我们来到的这座森林，老乡们管它叫“克列特年雅别墅”。
它的面积相当广大，展延成一长条，北面和穆欣斯克森林相接，东面和布良斯克森林相连。
我们一到便动手建造地下室和其他类似的建筑。
除了我们联队以外，在这些森林里还有大大小小的支队。总之，这座森林是一座巨大的游击队营地。
大路和小道从四面八方通往邻近的各支队，这些支队是：谢米亚金的、希斯塔科夫的、泽勃尼茨基的、耶列明的、戈尔巴契夫的、安东年科的、克列特年雅区的、姆格林斯克地区的以及其他支队。
成千上万至死不屈的人们集中在这里，以便为被蹂躏的国土、为同胞的血债向令人痛恨的敌人报仇。
这几百平方公里的领土是真正的游击区。几十个村庄和市镇过着苏联公民的自由生活，不知道德国侵略者的压迫。
居民们拿食品、寒衣和运输工具帮助游击队。
科托林诺村的一座水力磨坊，一昼夜工作生产率几达五顿，供应着所有的游击队。
在尼古拉耶夫卡村里建立了一个梳毛场。这一带的村子的居民们都乐意把粮食、马铃薯和干草供应给游击队，把牛奶供给伤号，把医院开在自己屋子里。
游击队也保卫着苏联公民的劳动和安宁，在十五公里到十八公里半径中的森林四周的所有村子里担负了卫戌勤务。
周围村子里的年青人协助战士们担负卫戌勤务，和游击战士们一起在哨所上、在巡逻队里、在秘书处值班，派定向导。姑娘们编结着无指手套，缝制着伪装用的外套。
游击队在这些村子里分发报纸，经常供给苏联情报部通报，等到和莫斯科建立联系之后，开始放映电影，倾听由苏联后方飞到我们这里来的熟练的宣传员们的有力的讲话。
为了接纳降落的飞机，在尼古拉耶夫卡村附近的田野里筑好了一处飞机场。我们遵照统帅部的命令很快地扫清了场子。第一中队的第二分队奉命守卫飞机场。每夜按照暗号在田野中点燃着篝火。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已日，我们等候着第一架飞机降落。为降落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晚上十一点钟，我们听到了轰轰的引擎声。愈来愈近，巨型法纪的轮廓在黑暗的天空中显现了出来。兜了几个致敬的圈子，庞大的飞机在飞机场上着陆了。我们喊起了一阵“乌拉”。
游击队员们都欢天喜地。飞行员们乐意地告诉他们关于“大陆”、关于莫斯科、关于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事情，还请他们抽香烟。
正谈得起劲时，联队司令员费多罗夫骑着马来了。
他用快乐的眼光扫视了在场的人们。
“啊，再见，”他说，“祝你们成功，”接着迅捷地走上小梯子攀进机舱。
游击战士们在飞机的四周走来走去，细瞧着它，抚摸着它。发动机开始怒吼了，飞机上的探照灯的鲜明的光亮开了。飞机抖动了一下，驰过了雪白、平坦的田野，然后轻灵地脱离地面，兜了几个告别的圈子向东飞去了。
射击手兼无线电报务员拉进梯子，砰地一声关上了机门。我冲到窗口，却只来得及瞥见火光一闪。发动机咆哮起来，飞机开始在高低不平的场地上碰装跳跃：我们的飞机场究竟离完善还差得远哩。再过了几秒钟，响声停止了——我们脱离了地面。
我们已经离开了小天地，离开了游击队的天地，假如飞行员的话可以相信，再过三小时就将在“大陆”——莫斯科了。
这件事是难以置信的。
即使在现在，虽说飞机已经凌空，而高出的寒冷愈来愈顽强地钻进我的怀里。
可是，寒冷事小，我体验的感觉却要复杂得多。这时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又是热狂的欢欣、又是孺慕的深情、又是沉思、又是害怕。
我不是害怕当前可能有的灾祸和死亡，不，我害怕的是可能飞不到莫斯科。我一合上眼睛，许多图画立刻在想象中描绘出来：红场、大剧院、高尔基大街，你怎么走去，怎么打开办公室的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从桌边站起身来迎接你……也许是另一个办公室的门开了，斯大林向你伸出手来……这一切目前都是幻想：心里害怕突然会发生什么事故，而这依然还是幻想。
凭良心说，我非常羡慕柯夫帕克、萨布罗夫，总之，我羡慕所有那些在八月里到过莫斯科的游击队司令员。我知道，我也曾列入被邀参加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游击队司令员会议的人们之中。读者已经知道，那时我们和中央已失去无线电联络。中央委员会会游击运动司令部先后派了两个小组带着特别任务到德寇后方来寻找费多罗夫支队。其中一组落在敌人的驻地里英勇地牺牲了；另一组在森林里徘徊了好久，到十月底才找到我们。这批同志带给我们一架新式的、可携带的无线电台，也就是他们告诉我们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八月会议。但是即使联络员们即使到达，我还是不能飞往莫斯科：那时德寇正那么紧逼着我们，我们是不敢让飞机降落的。
当然，象我的全体同志一样，我曾被这个消息大为激动。联络员们自然无法把这个会议的任何细节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很明白，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因为和我们失去无线电联系，以及缺乏我们的情况和活动的报告，都感到不安。我们也明白，党和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同志本人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详细报告。
我们全都了解，过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一有可能，飞机便会从苏联后方飞到我们这里来，带走重伤的兵士，或许还带给我飞往莫斯科去述职的命令。
果然，过不了两个星期，我已经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了。
在我膝上放着的沉重的军用挂保重，我带着一份给党中央的关于我们地下省委的战斗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报告。最近两星期以来，在艰苦的行军、在和围攻我们的扫荡队不断接触的情况下，省委会经常会晤。有时夜间在村庄边的农舍里，有时在田野里的篝火旁，我们长久地讨论了报告的每一页。有一回，在一辆被抛弃的意大利式带蓬大车里躲避秋雨的时候，我们沉入了幻想……是的，正是幻想，虽然是在起草报告。那时我们已经知道柯夫帕克和萨布罗夫已从斯大林同志那里接到了某项新任务。我们懂得，这份报告不仅是过去的总结，而且是对未来的瞻望。决定将来可能把什么任务托付给我们，要看党怎样评定我们的战斗活动、怎样评定我们对群众的工作。
我打开了军用挂包，翻阅报告，在它的言简意赅的字里行间，体现了我们的全部思想、情感、希望、理想……我又想到了莫斯科，一想到飞机可能发生什么事故，又感到害怕了。
机窗外是漆黑一片，机舱里是一些小灯泡的朦胧的光线，我听到伙伴们的微弱嗓音。其中有人碰碰我的肩膀，问我……我叫喊着什么来回答他……
我时常瞧瞧夜光表面，却看不出已经过了多少时间。我竭力想记住另一次的时间，可是当我再瞧时——发现已经忘了在这以前是什么时候。我闷得慌，而且觉得很冷。驾驶室的门打开了。副驾驶员通知我们，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