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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瞧瞧夜光表面，却看不出已经过了多少时间。我竭力想记住另一次的时间，可是当我再瞧时——发现已经忘了在这以前是什么时候。我闷得慌，而且觉得很冷。驾驶室的门打开了。副驾驶员通知我们，说是正在前线上空飞行。
我走进了驾驶室，突然瞧见了战场。我们是在四千公尺的高空飞行。这是个明朗的夜晚，但是没有星星。最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地面上正闪烁着许多鲜明的火光。我想，鸟瞰的范围大概有四十公里。绿色的、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火箭正在四面八方掠过暗空。长条的光线顺着地面向不同的方向爬行……我没有马上想到这就是汽车的前灯。忧虑的感觉消失了，赞美替代了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烟火。大概莫斯科的胜利礼炮比这还要更加光辉灿烂，但是那时关于礼炮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而最后的胜利却还远着呢。
副驾驶员凑着我耳朵叫了些什么，而在同一刹那，整束的光箭射进了天空。探照灯的光柱开始在我们四周搜索，我们的飞机的银翼一闪，许多红球便开始十分接近地爆裂开来，不是稍微高一点，就是稍微低一点。发动机的喧嚣、劲风的号叫和呼啸压倒了一切声响。我瞧着这些红球散心有好一阵。然后我突然了解：这是高射炮弹呦，正是我们必须最最害怕的东西。
飞机显然正在攀高。寒冷变得不可忍受。我回到统舱里，跪在窗洞边。除了重伤的人以外，大家都把脸紧贴在玻璃窗上。不久，爆炸变得稀少起来。我们设法交换着感想。我的呼吸轻松些了：飞机正在急剧地下降。我的心脏已经不那么很快地跳动，可是觉得筋肉疼：原来我在这整段时间中紧张过分了。
四十分钟过去了。驾驶室的门又打开了，副驾驶员报道，说是快到莫斯科了。
飞机场的光线很暗淡。陌生的面孔包围着我们。有人和我握手，我吻了个不相识的络腮胡子，接着迎接的人们让开了路，一位穿军服的女子伸手给我。她的握手是急剧而有力的。她高声介绍自己道：“格列索多博娃中校。”
之后我们顺着一条微微撒着雪花的林荫道走去。一道门给打开了……里面灯火辉煌，几十张白色的确桌子，一大群穿着联合服和毛皮短外衣的人……大家都和我们握手。我们吃东西，干杯，谈话，回答了很多问题，纵声大笑。
这是莫斯科近郊飞机场的飞行员食堂。原来并不是特别为我们预备吃食的：远航归来的人们不论日夜随时都能在这里吃到饭。
早上六点多钟，格列索多博娃中校告诉我们说床铺已经预备好，可以休息了。我问她，我们的伤员安排得怎样了，想去看看他们。但是格列索多博娃说：他们早已全都在飞机场医院里睡着了。
我在小房间里脱衣服，在两条白得惊人的床单中间躺下。我明知道躺下也不会睡着的。但是我很快乐地伸直着身子，吸着清洁的床单的气味。于是，我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在椅子上我看见了稀奇古怪的军装：一顶横着红带的大帽子、一件背心——华丽的匈牙利厚羊皮的短外衣、皮大衣；在一切东西上面，还放着一支冲锋枪、四只备用的弹盘、一支毛瑟枪、一支德国式连发手枪……
一分钟以前，这一切全都在我身上，大概不下十五公斤重吧。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觉得这么轻松了。最近我几乎一直没有取下所有这些装备。
我们等候着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代表们。格列索多博娃同志说，她已经用电话和莫斯科大饭店取得联络：那里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房间。汽车马上就来接我们。
但是汽车没有来。我们躺在那里闲聊了两个钟点。后来沃洛丁提议不必等候，我们自己趁电气火车去。他是莫斯科人，到处都熟悉。
这个意见配我们胃口。我们很快地穿好衣服，跟好客的飞机场主人们道别后上车站去了。
起初，火车里并不拥挤，跟我们同时走进车厢的只有几个妇女和学生。接着一个老工人坐在我身旁。
一个八岁光景的小孩子指着我们这一边。后来，当人们陆续来到时，我们才发觉好奇的眼光都在盯着我们。
老头儿第一个和我攀谈起来：“孩子，你们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你说这些人是什么意思，老爹？”
“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挂着这么多武器，就好象要去打仗。可是从衣着看却又不象士兵……”
有个肮脏的技工学校的学生用响亮的嗓音插进来说：“他们是游击队员。”
“你怎么看出来的？”雅列明科问。
“德国的冲锋枪，小胡子，还有带子。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捉摸得出。你们一定是把胡须刮掉的，对吧？”
话就这样谈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给人们围住了。别的车站上上来的乘客们也向车厢中间挤来。我们成了大家注目的对象，问题纷纷而来。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越过人们的脑袋大声喊道：“你们中间有一位叫莫罗索夫的吗？维克托尔·尼古拉耶维奇·莫罗索夫。据无线电里广播，说是在游击队里服务，至于在哪儿却没有说起。”
大家很感兴趣。当我们弟兄们中间有人发言时，车厢里顿时变得肃静无声，就象在听演讲一样。我们给人们的关心所鼓舞和感动了。我们发现，莫斯科人对于游击队所遭遇的危险有一种过于夸大的概念。
当我们竭力设法打消这种恐惧时，听众便反对道：“这是你们谦虚。我们知道……”
我告诉技工学校学生说，在我们支队里，有二十多个象他那样年纪的小伙子。起先，这个孩子情不自禁了：“我真能够报名参加吗？我真想去。我已有两个哥哥在前方，我要帮助他们！”
四周的人都笑了。他窘得涨红了脸：“不，我懂得，”他望着窗外说，“各种各样的人都需要……”
“说得对，”我邻座的老头儿证实道。“你得做个英雄。我的孩子，游击队员是一种特别锻炼的、坚韧不拔的人。你我还没有吃够饭呢。”
其实，这种把游击队员当作某种神话里的巨人的概念，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概念，但它已被报纸的特写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们打进人们的心坎里去了。往后，我在莫斯科看了一阵报纸和杂志以后，发现那些关于游击队的丰功伟绩的故事，往往是夸大其词的。这些特写里的英雄们都是那么无限勇敢和特出，甚至使人问心无愧：你为什么不这样呢。自然，一般读者会想：“我怎么能和这样的大胆汉相比呢。”你瞧，关于恐惧心的克服就写得很少。然而这是最重要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作家的队伍里，没有人能够真实地叙述最平凡的人们怎样在森林里工作和学习，英勇精神怎样成了必要性，也就是说，怎样成了共同的纪律和觉悟的一部分。
我们也被看到的一切事物所惊奇。我细瞧着一位戴眼镜的瘦长妇人，样子大概不很客气。她肩上靠着一把套在纸夹里的象枪一样的铁锹，甚至锹柄的周围还缠着带子。她微微一笑道：“您这样瞧着我……”
“老实说——不是瞧您，而是瞧铁锹……”
“当真吗？可不是，假若您没有看惯，这一定是很可笑的。可是您且看看四周吧……”
我依了她的话，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许多人都带着铁锹，有包在废布里的，有包在纸里的……而且，差不多全体乘客——在膝盖上、肩膀下、手里——都有一个装得满满的麻袋和钱包。
“马铃薯是我们的养育人，”一个年青的女工认真地说明道。“游击落队员同志们，我们是铁锹英雄……你们以为怎样，”她兴奋地接着说，“干么笑啊？我想这儿每个人就是用这些铁锹到莫斯科的四周去挖战壕的……”
在任何情况下衷心地、朴直地谈话，苏维埃人的这种本事是极好的。经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交谈，我们已经彼此十分了解，就象认识了好几年一样。
“可惜，德国的火车走得不是这么快！”巴拉贝叫道。
不仅是我们，差不多所有的乘客都了解这句话，并且哈哈大笑了。
“大概，您教会德国鬼子慢慢地走吧！”女列车员很懂事地插入说。“用这样速度走的话，要是有地雷，就一塌糊涂了。老爹，您说是不是？”她向我说。
我很高兴地瞅了她一眼，她无论如何不会在三十岁以下。
“我做您的爸爸还早着呢……”
“您多大年纪？”
“四十。”
“啊！我总有点儿不相信……大概您也不会相信我是二十二岁吧。您算算看。”
她快活地大笑起来，我也跟着她笑，四周的人也都笑了。为什么呢？看来我们应该发愁……
“您瞧，咱们俄罗斯人就是这个样子，”老头儿还是解释道。
车子开得相当长久。我想要抽烟，自己卷了一枝烟卷儿。
“一下子就看出您是个游击队员，”女列车员说，“纪律性不够。好吧，您是客，在这儿抽吧，万不得已时，我来向检查员解释。”
当我们走上共青团广场时，普遍的注意迫使我们振作起来。我们甚至不自觉地排了队齐步前进，就这样排着队走进了地下铁道车站。
十分钟后，我们便和斯特罗克奇、柯尔尼茨、斯皮瓦克、斯达尔琴科和格列丘赫拥吻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政府的这许多领导工作人员，这时都住在莫斯科大饭店。接着列昂尼德·罗曼诺维奇·柯尔尼茨因为迎接我们布置了一次隆重的早餐。
我听着演讲和祝词，而从街上传来了电车的铃声和汽车的喇叭声……
“同志们，听着！”巴拉贝突然喊了一声，打断了大家的谈话。“啊，见鬼，这不就是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