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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同，他的两条腿是健康的！雷彻头彻尾是个犹太人，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哪怕有一点点犹太人血统。他以一种可鄙的、为人不齿的方式否认真实的自我——我在别人身上从未看到过像他这样严重的病态……”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和其他人在一起（1）
如果我不得不把维也纳的气氛跟其他大城市做比较的话，
我会说，
我觉得它的明显标志是理性和色情的汇流。
我早年和后来的岁月里，俄罗斯给了我很多印象，为了收集这些印象，我
花了几个忙碌的年头。这部分是因为我个人的活动比较复杂，我对各种人的印象也比较多样，这使我对故事的讲述显得更加困难。一个人要不断面临选择，要么深入到事物内部，要么浮光掠影地去处理事物。后者是危险的，当我们浮光掠影地处理事物时，我们会兴奋地进行一般性的谈话，而在那样的谈话中，草率的公式和突然的强调会使我们的判断更加轻率。那么跟一个人接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会一起走到一个我们不曾想过要去的地方。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如果的确很珍贵，那么它是不能进行精确分析的。通过应用诗歌的神奇效应，他们可以进行间接的交流。在经验的本质中，往往有着强烈的诗意。
因此，关于我的童年时期，关于我婚后几年的生活，我并没有多少可说——尽管在这两个时期我也跟其他人保持着活跃的接触。正如时代使然，我遇见过许多人，很了解他们的为人和言行；而我天生就沉默寡言，这使我的交往从一个人挪移到另一个人，从一次私密谈话移到另一次。在我丈夫的单身公寓里度过了最初的一段婚姻生活后，我们搬进了另一所房子，那所房子位于一个公园的中央，四周围全是榆树。房主本想把房子的内部装修得漂亮一些，不过，他们遇到了困难，没能完成装修，因此，我们可以以相当便宜的价格租下来。我们几乎一直生活在底楼，房间很大，这使我回想起了我自己的家以及我的舞蹈课—— 一间很大的书房，还有两间装着壁板，阳台也很宽敞。房间里备有深挖进墙内的碗柜橱，因此，我们只需要在我们已有的那点家具之外再少量添置一点就行了。这个家位于柏林城的南边，进入柏林的惟一交通工具是大游览车——冬天装载着跑步的人。那个冬天我们认识了一些人，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生活在城市的郊区：首先一个是作家格哈德·霍普特曼和他的妻子玛丽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在自然主义不可避免地兴起并引起广泛争论时，他的第一个剧本给舞台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有助于自然主义这个新的思潮方向在文艺中取得胜利。尽管这部戏的本质是说教性的，它呼唤的是好公民形象，但它具有抒情诗的笔触。①
在我结婚之前的日子里，保罗·雷曾有意地避开波希米亚文人的圈子，我们交往的范围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学术界的，但这种情况现在改变了。我从来不曾对文学这样地感兴趣（俄罗斯文学使我感兴趣是出于别的原因）。当我涉足文学时，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对早先时候轻松的乐观主义一无所知，而这场新的争论就是针对那种乐观主义发动起来的。不过，那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人性因素：新精神所鼓吹的是青春的快乐、活跃和自信，甚至于当我们在处理最黯淡无光、最令人压抑的问题时也是如此。亨利·易卜生在德国的声名是个重要的事实。我丈夫把易卜生的作品介绍给我，向我朗读挪威语本的原文，一边读一边还译成德语。两座“独立剧院”出现了，其中一座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布拉姆和易卜生、霍普特曼的共同领导下，不断地取得胜利。我跟独立剧院的创始人之一马克西米连·哈登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延续了许多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格哈德，卡尔·霍普特曼博士直到那时都还想在哲学领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也在提倡对戏剧的热忱。奥托·哈特勒本积极地参与了进来，与他那好心的莫卜琛一道。年轻人为了文学和政治目标抛弃了他们的学术雄心。我把许多个夜晚都花在了跟尤金·库聂曼的争论上了，那时他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要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在那些我最亲近的人之中，从人性意义上而言，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乔治·勒德布尔：让我把这些词句当成对他的问候。②
那时我们已经准备搬进第二处公寓，它正好位于森林的边缘。房子极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需要请人来收拾。那时——1894年——我去了巴黎，那儿的文坛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变化。那时正值卡诺总统被暗杀，各个方面的人都被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安多瓦内的“自由剧院”开张了，它跟柏林的“独立剧院”相仿佛。吕格妮·坡的《作品》上演了。③霍普特曼的《阿内尔》中的女主人公曾经在柏林由宝拉·康拉德扮演，她后来成了施莱特尔的妻子，安多瓦内把它在舞台上演成一个贫穷、苍白的街头小女孩形象。尽管法语时时跟霍普特曼的诗歌发生冲突，如当阿内尔说词“Fliederduft”（百合花的香气）时，她不得不说成了一个句子“je sens le parfum de lilas”（我闻到了百合花的香气）。后来在俄罗斯，我看到了最令人动心的《阿内尔》：它之所以那样地令人动心，是因为它用拜占庭风格表现了天堂和救世主，而这种风格是克制的、朴素的。
在巴黎，跟在柏林一样，我跟各种文学圈子频频交往，大家都具有共同的兴趣，只有老一辈文人反对我们。
赫尔曼·邦当时住在圣日耳曼，非常活跃。尽管他常常生病，但精力充沛、充满幻想。我现在几乎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回想跟他的一次谈话，他说，每当他开始一个新的写诗计划时，他会恐惧得发抖：他会一直跑到窗口，希望能看到某种他可以用作借口的东西，那样他就可以不马上开始写。你几乎能看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那种无情的效果，即在被抑制的意识的最深层，使物象发生明显的变形；你也可以看到艺术家的恐惧，那种恐惧在转变的过程中战胜了他。尽管我很了解赫尔曼·邦的那些旷日持久的问题，但是从那之后，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正在把他的恐惧转变成一种更加活跃的东西，而且在生理层面上也是如此。我们认识到，邦的小说（如《白房子》、《灰房子》）深深地植根于他的个人记忆，我们也会感觉到那种伴随他的写作的恐惧心理。
无论我在哪里，总有一个小伙伴伴随着我。那是一只浑身黑色的小狮子狗——它像个孩子似的，我们叫它“头头”——我已经忘记我是从哪儿把它弄来的了。当我很晚回家时，它会在它的小睡篮里直直地站起来，用具有穿透力的、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问在没有带着它的情况下，我去了哪里。在有些日子里，它净给我惹麻烦，因为它喜欢那些永远不会落到离房子很远的苹果。那时候的大街满是闪闪发光的马车，而不是汽车。我的小“头头”会箭一般冲入大街，然后折回来——它那小得不能再小的嘴巴大张着，叼着一个对它来说大得不能再大的苹果——它像一只黑色跳蚤一样地飞奔过宽阔的广场和街道，直到它发现某个安全的角落，然后把苹果吃掉；而我呢，我会追着它跑。不过，追它的不是我一个人，经常有路人帮我喊它：“哦，啦，啦，可爱的头头”，他们还试图抓住它，但它一点都不害怕。
我在巴黎时，跟弗兰克·魏德金德在一起的时间最多；④不过，那不是一开始就是那样的。我是在匈牙利侯爵夫人家里碰见他的，我陪他还有其他几个人去一家葱汤饭店吃饭。在饭店里，我们继续投机的交谈，直到次日凌晨。但是，他对我产生了误解，后来他相当开朗地说过这事，但他没有任何给自己赦罪的意思。（后来，我在一个短篇小说中把这情景写成了一个场景。）在拉丁区的某个咖啡馆前面有一些表面黏糊糊的大理石桌子，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他坐在其中一张桌子的旁边写诗——这些诗后来收入了诗集《绞刑架之歌》——如挽歌《是的，我杀死了我的姑妈》，但这位姑妈已经年迈、头发花白——“这是我的青春啊，嗜血的法官，今天你把它从我这儿夺走。”魏德金德有一双屠夫一样的手，但他的心是温柔的、柔软的。他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没有长久的居处，所以他往往会坐在女店员中间（这种叫法已经不用了），希望她们中的某一个会在咖啡馆关门时，钱包里装满了钱，然后好心地带他回家，供他吃、住，再给他一点爱的温存——哪怕只有一次。不过，你也可以在别的地方看到魏德金德。如，他曾经带着我去全巴黎最贫穷的街区里的一个最简陋的房间，他晚上就在那儿过夜；他这么做，没有显示出一丁点的骄傲，这使我感到很高兴：这是60岁的乔治·赫尔威的寡妇的房子。那老太太被水肿病折磨着，他给她带去了精心挑选的饭菜。⑤
如果我们决定去拉丁区或蒙马特区的夜总会玩，我们往往会跟一到两个新闻界的朋友一起去，因为那儿的妓女总是很有趣，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们的开放和坦率，那不仅是她们职业的一个特征，而且是人性本身的一种表现，即去掉了自轻、羞涩以及鬼鬼祟祟；二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出法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弥漫于从上层到底层的整个法国社会。这使我们跟偶遇的“下层”社会人物之间所进行的交谈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经历。因为“上流”社会也是如此。贵妇人们在待人接物上最有礼貌，甚至在深夜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尴尬的情形中。比如在街上碰见某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