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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平和呢？它是从她那儿散发出来的。当你看着她的时候，就好像她在故意地把自己尽可能地变小，就好像她抬起了花白的头颅仰望着什么，那双无限智慧的眼睛尽可能流露出谦逊的目光；所以，没有人会意识到那坐在他们前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好像保守秘密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从她那儿得到的不仅是一种神秘意识，而且是一种发现意识——这两种意识都保存在她温暖的内心世界，而在她的语调、语言、目光以及手势中，都有不断的、隐秘的表现。维也纳的环境美不胜收，几乎给人以身在乡村之感。在那儿朋友们也可以频繁地见面。我一直希望周围有森林、宽阔的田野以及阳光，让它们把我体验的杯子盛得满满的——甚至还有高山，我很少在山里呆，只有小时候跟父母一起路经瑞士时有过几次短暂的逗留。在1895年的冬天，我再度来到维也纳，而在次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奥地利的山林里。我曾经跟一个朋友一起，进行过一次步行长途旅行，那是从维也纳出发前往威尼斯，至今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那次旅程很缓慢也很悠闲，一路上的印象短暂而强烈，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记忆之中。我们得在天黑前到达罗特加尔登冰河，但我们耽搁了，因为我们在草地上警觉地发现了野牛的足迹。我们叫来了所有被野牛的消息激动起来的当地居民，大家拿着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武器，共同来对付那头野牛。几分钟之后，野牛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它就在山的对面，跟我们隔着一道深深的峡谷，它侧着身子警觉地站着——看上去强壮而令人着迷。用以前的话来说，它“像神一样”。尽管它跟我们隔着安全的距离，但我们能观察到它，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当我们在罗特加尔登冰河上的巨石之间跋涉时，尤其是当我一个人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一直想着那头野牛。我们俩相互询问，在那些巨石之间，是否隐藏着可以歇息的传说中的小屋。
我对乡村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三个转瞬即逝的春天，那是我从意大利往北经过德国旅行时得来的。欧洲南方从来没有像那次那样成功地穿过我的意识。尽管南方的冬天都像北方的五月似的，但我们仍然会感觉到冬天到春天之间的季节交替，其间根本就没有夏天的位置。在所有可见的事物后面，有一种不可穷尽的东西，每一个季节都会招来这种东西。它使我感到：如果人具有更加深刻的接受机制，如果人对细微的差别更加敏感，无穷无尽的世上万物就会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因此，我更喜欢的还是中欧的气候。冷静的天气容易使你变得烦躁不安。你得不断地重新开始，擦去雨水的痕迹，敦促正在发芽的柔荑花迅速开放。我高兴地问候紫罗兰以及其他所有感伤的事物：我的心很安宁，充满了忍耐，甚至有更深的快乐。
我至少可以说说我那时所体验的第三个春夏之交的情形。我从小就喜欢北方的夏天。它既可以说是漫长，又可以说是短暂；它展现得明亮、持久而完美，不容我们忽视它。当我们听见深夜里布谷鸟的叫唤时，听见庄稼汉收工回家的路上所唱的小曲时，我们所想的不是“快点，趁着那太短暂的夏天还没过去，做点事吧”，而是感到自己超越了时间和季节的转换，超越了昼夜之间、早晚之间的争吵。在家里，不管在哪个季节，我都想一个人呆着，我每天得写一篇散文，早先时候我要写的是剧评。有时候，我得漫步穿过要么白雪皑皑、要么绿意稀疏的田野，因为芙丽达住在她的亲戚安娜男爵夫人的房子里。属于她的那两间房子里放满了最漂亮、最与众不同的什物，有的是她的家族留传下来的，更多的是她刚刚从东非带回来的。早在1896年，我们就决定一起在慕尼黑呆一段时间。正是在慕尼黑，我遇到了第二个真正关系亲密的同性朋友。从那一年开始，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我们几乎是同龄）；我们的友谊还将保持下去，直到离开人世的日子。
海伦来自拉托维亚共和国首都里加，暂时跟她母亲和姐姐一起住在慕尼黑。读了托尔斯泰的《克劳采奏鸣曲》（Kreutzer Sonata）之后，她写了《一个女人》（Eine Frau）。她认识许多德国人。一年后，她跟一个建筑师订了婚。很久以后，海伦离开哥廷根，在柏林呆了几个月，她的家变成了我的家。海伦与芙丽达之间的差别就像是一个金发少女跟一个黑发少年之间的差异。芙丽达渴望冒险，所以她到了遥远的国度，而海伦的座右铭是：“上帝已经帮我安排好了一切”——就好像她的内心已经被爱情的力量决定了：做个贤妻良母。我跟芙丽达也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俩常常争论，当然争论之后总是有收获，对于争论我比她感到更加舒服些，因为她本以为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很相像。某种深刻的、隐秘的亲和因素把我跟海伦连在了一起，但这并没有阻止我选择了一条跟她完全不同的道路，也没有在我们之间制造真正的分歧，因为她那富于爱的本性深深吸引着我，她对我毫无保留，甚至在我表现得像个魔鬼的时候，她都能容忍我。
在慕尼黑，人们的公共生活没有像在巴黎或维也纳那样广泛；宽阔而美丽的街道显得更加空旷，就好像它们在召唤人们走出家门，在它们身上聚集。在慕尼黑，人们发现自己不属于土生土长的“慕尼黑人”，而属于所有的德意志民族。社交生活往往在一些文人的家里举行。我成了奥格斯特·恩德尔的一个关系特殊的朋友，此人是一个艺术商人也是一个建筑师，后来当上了布雷斯罗艺术学院的院长，他一直跟我有联系，直到去世。
朋友们一起在剧院里度过了很多个夜晚。有一天晚上，瓦塞曼带来了一个新的朋友，他给我们介绍说：这位新朋友名叫瑞内·玛利亚·里尔克。
第6章 另外一种存在注 解（1）
① 格哈德·霍普特曼（1862…1946）的小说《信号员提艾尔》、威廉·伯尔舍的《正午的女神》以及布鲁诺·威尔的《杜松》这三部作品都是在梦一样寂静的氛围中构思出来的，那种氛围是布兰登堡的三月的丛林所造成的。正是霍普特曼的社会剧《日出之前》使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在德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霍普特曼曾给莎乐美留言说：“我亲爱亲爱的女人，你一定要来看我！格哈德”这揭示了霍普特曼与莎乐美之间（完全是柏拉图精神恋爱似的）友谊关系。当霍普特曼被自己对荣誉的渴望所掌控时，莎乐美与他保持了距离。阿尔内·加尔伯格（1851…1924）和其他一些挪威作家试图在文学中应用纯正的挪威语言，摆脱丹麦语的影响。他于1890年来到德国，他的创作一开始受自然主义和颓废主义的影响，后来他在《疲倦的灵魂》中重新引进了宗教的成分。霍尔达·加尔伯格将莎乐美的书《易卜生的女性形象》译成了丹麦语，加了一个由她丈夫写的序言，在1893年在哥本哈根出版了它。1890年，布鲁诺·威尔（1860…1928）创建了“独立人民剧院”，上演了易卜生的《社会栋梁》。1894年他拒绝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将剧院更名为“新独立人民剧院”，其目的在于将艺术带入工人中间。在莎乐美的稿纸堆中，人们发现了一张不知道谁画的漫画，画的是威尔在2000年的形象，他身穿睡衣，牵着狗，腋下夹着一本手稿《纯粹方式的哲学》。他的朋友威廉·伯尔舍（1861…1939）于1887年到达柏林，并于同年出版了《诗歌的科学基础》。伯尔舍的小说《正午的女神》出版于1891年，是一部反精神崇拜的作品，其中融入了一些自然诗的因素。1898年，莎乐美在《未来》杂志上撰文评论了他著名的三卷本作品《自然中的恋爱生活》中的第一卷。
“哈特兄弟”指海因里希·哈特（1853…1906）和他的兄弟裘力乌斯·哈特（1859…1930），他们是评论家，也是诗人。从1882到1884年，他们集中在期刊《批评会》上发表文章，试图澄清并评估当时的文学潮流，与方坦纳一样，他们可能是80年代最重要的评论家。瑞典作家欧拉·汉森…马尔霍姆（1860…1925）从1889年到1900年生活在弗雷德里克舍根（FRIEDRICHSHAGEN），他支持丹麦作家，尤其是雅各布森，但反对自然主义者易卜生和勃兰兑斯。斯特林堡鼓励他写有关尼采的书，当时他正在德国写作，他的妻子用劳拉·马尔霍姆的笔名写戏剧和短篇小说。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在莎乐美于1892年遇见他时刚刚从瑞士来到弗雷德里克舍根。斯特林堡于1893年在柏林有了第二次短暂的婚姻，一年以后前往巴黎。阿诺·霍尔兹（1863…1929）于1890年写了剧本《色里克一家》，为自然主义戏剧提供了一个范本。在著作《艺术的本质与规律》中，他宣称：“艺术必须再一次成为自然。”他写于1896年的喜剧《社会主义贵族》讽刺的是弗雷德里克舍根的贵族阶层的社会主义者。在写于1890年的小说《在布拉特那的最后一名德国人》中，福里茨·毛特纳（1849…1923）描绘了他家乡的德国人的生活状况。在1869年成立独立戏剧联合会后，他成为了同名杂志社的主编和社长。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易卜生的《鬼魂》，第二部是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1894年他接管了德意志剧院。霍普特曼于1893年在苏黎士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早期作品与自然主义联系很紧密，里尔克于1894年与他在沃普斯威德认识。奥托·艾里希·哈特勒本（1864…1905）是一位剧作家。“莫卜琛”是他后来的妻子的昵称。尤金·库赫内曼（1868…1941）是一位文学史家，曾于1895年出版著作《赫尔德传》。他在此书的序言中说他“最希望”看见他的书能放在“年轻艺术家”的手里。
② 乔治·勒德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