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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乐美这么认为，是基于旅行期间她对里尔克工作的印象。如需了解关于整个段落的更多信息，参看原文的注释：“作为祈祷者，那从你心底升起的，几乎没有任何目的。”
这句诗引自诗集《贫穷与死亡之书》中的第九首《让我们辉煌，上帝，让我们伟大……》。
《修道院生活之书》第12首。
这句大概是在《修道院生活之书》第18首《我结束飘泊回到了家》一诗的中间部分。莎乐美评论道，当她开始清晰地想到这首诗中的魔鬼念头时，她就预见了里尔克的命运。
《他们不穷，他们只是没钱》一诗的最后一行，也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主题。这最后一行仿佛是爆发出来的，而且具有强调的语气，几乎像一首只有一行的诗。它被放在《贫穷和死亡之书》的中间，引发出对贫穷的正面解释。
1903年7月18日，里尔克第一次停留在巴黎几个星期后，在沃普斯威德给莎乐美写信。在信中，他混合了这段时期（期间他曾去维亚雷焦住了一阵）的某些相关的印象。这些描写后来收入（有时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描写）在《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随》的第一部分中。当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马尔特同样住在里尔克曾经一度住过的图里艾尔路。莎乐美曾引用过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渴望大声说话，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又在信中说：“我必须经常告诉我自己……”莎乐美通常从往事（也从诗作）中引叙，这一点下文可以显示。“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云云早已经在那封描写巴黎穷人的信中出现过：“要是情况变得更好、更安静、更友好，要是我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身体仍然健康，那么或许能够继续下去：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而莎乐美的回信说：“……你误解了。你无望地遭受所有这一切，没有在一个更高层次重复它们……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的诗创造出了人类的恐惧。”里尔克已经确认并承认他“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的成就。
这关系到里尔克与罗丹比较亲近的个人接触阶段（始于里尔克9月份的访问），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仿佛信徒与上帝般的关系。这段关系在里尔克第二次巴黎之行时终结，那时他是罗丹的“秘书”——那是在1906年5月，罗丹曾对他大发雷霆。1908年初，他们的个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重建的阶段。莎乐美认为：第一阶段有着重大意义。里尔克追随着罗丹的步伐，通过模特儿，去表现“雕塑的要素，如外表的大小和类型以及跟轮廓的比照……决定它们到底应该是粗糙些还是光滑些、亮些还是钝些”。“这一基本因素是立体的、三维的”，它必须从形式中区分出来。（1902年9月5日给卡拉尔·里尔克的信。）
1914年9月9日艾斯奇恩豪森给莎乐美的信。莎乐美在那封信中的“目的”一词下画了线。
收入《贫穷与死亡之书》。莎乐美从中引用的是：“但是如果因为你我忧心忡忡直到倒闭。”这是序诗的最后一行。“上帝，让每个人都死得其所吧”这一行则是书中第六首的起句。后面几行“哦，上帝，让每个人都死得其所吧/死亡来自于每个生命/在生命中我们拥有爱情、意义和苦难”在主题上与“贫穷从内部发出灿烂的光芒”一行相关。
那是指1911年12月28日的信。马尔特首先是用炸弹来打比方，然后才用“上升的水闸”这个比喻。
这是在笔记接近结尾的地方，在败家子的故事前面，艾伯伦说：“但是难道她诚实的心会欺骗自己说，上帝只是爱的方向而不是一个爱的对象？难道她不知道：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害怕他，他就会爱我们？”败家子的故事也被说成：“一个不想获得爱的人的传奇。”参见J。R。冯·瑟利斯在他的《里尔克在瑞典的岁月》一书中的叙述（佛劳恩菲尔德和莱比锡，1936年版，第204页）；并参见莎乐美为里尔克作的回忆文章中对“上帝没有以爱报答”这句话的评论。
第一部草稿的续篇：“被爱——几乎是完全奉献的一个障碍，一切都依赖于它；‘上帝没有以爱报答’—— 一名真正助人为乐的上帝；浪子回头的故事—— 一种宗教冲动的误解。在这种冲动下，人是向内寻找，而不是向外或向上寻找。因此最穷的人变成了最富有，最神圣、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完全的贫穷，这是瑞内所渴望的完全的拥有。然而，这种命运的形象对瑞内来说仅仅意味着对创造性行动本身的压力，或者说对创造时间的压力。当我们预期一种难以理解的幸福时，一部分挽诗（单独的段落，壮丽的片段）涌现出来，希望在他心中闪耀——他的确能够使传达上帝启示的天使的严厉脸庞变得满意，无论这张脸多么残酷地俯视着他（——不再是没有脸面的上帝，上帝的面孔仿佛是生命自身的面孔，使人沉沦）。”
这个片段写于1912年或1914年，它被与“英雄哀歌”的主体隔开了。在他于穆佐特把第32…41节插入此处以填平这一间隔之后，这个片段成为了第六首哀歌的结尾，如下所示：“于是英雄猛冲过爱情的住地，/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高举着，他们的每一次心跳都是为了他，/但他很快就转向一旁，他站在微笑的尽头—— 一切都已改变。”
在1913年7月9日到21日期间，那时里尔克第二次在哥廷根访问。
摘自1922年2月11日穆佐特写的信。（按确切的标点是：“他们存在着。他们存在着。”）
在较早《圣经》译本中的补充和说明：“‘诸如上帝和天使形象’的主观化仅仅表达观念的重要，它是从自身产生的并属于它自身。它排除任何浮华的事物，即任何适时地伴随它或跟随它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的价值不仅比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价值……只不过为了装模作样，好像它存在过似的。”
参见1914年7月4日在巴黎写的信中的这段：“以我这样的状态，在危险的平衡中维持精神是极为重要的，我的身体沉睡的时候从这种精神状态中抽取出了最坏的范例，使它自己成为精神猿猴，并且在它自己的状态中，在最轻微的刺激下，它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变得多产；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尤其是在杜伊诺城堡逗留期间，里尔克加入了以玛丽·冯·图尔恩公主和特凯西斯为中心的社交圈。参看里尔克和莎乐美的通信。也可参见马克思·梅尔《与里尔克在科罗纳的谈话》，第6卷，1936年第6次。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注 解（3）
这被普遍地认为是莎乐美的洞见，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里尔克灵魂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心思。在她1925年12月最后（现存的）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她努力地在更多细节上解释她的想法，她也试图去理解里尔克极度的痛苦——里尔克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都感到被限定的困苦。莎乐美只看到了心理因素，尽管她也考虑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所有的折磨都来自相应的心理上的弱点”）。
1925年10月31日，在里尔克死前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尔克在他详细写给莎乐美的最后的信中，承认他活着“为了这最后的两年”（自从1923年10月末开始），“越来越陷入到恐怖当中”，在一个“可怕的圈子”里，他把这看作是一种“自找的灾难”，一个“恶魔般的妄想”，一个“荒谬的企图”。他也把这称为一种“游戏”，这些卑劣的魔鬼们正在和他玩耍。更精确的描写文字没有收入已出版的书信中，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莎乐美的完整的回信已经出版了。
（里尔克说他生活在恐怖之中，他脑中时时会出现恐怖的形象，它既有生动的表情，又有病态的本质。在1912年1月20日他写给莎乐美的信中，他说：“这一次长达数周的灾难围绕着我舞蹈，多么频繁啊”；“一种肌肉过敏症”、“我的肉体存在具有成为思想的讽刺对象的危险”等等。）
里尔克写的“黑色的魔术的圆圈封住了我，像是在一幅布鲁盖尔的关于地狱的图画中”（1912年：“一天某种恶习将会像围墙一样关住我”）。然而，他自己能把这种状况跟恐惧症（害怕生病）区分开来”，他说他曾经经受了“一个月”的恐怖症（自从1925年9月末）。这种病症是由“我嘴唇里面的迹象”导致的；不过，它明显是血癌的一部分综合症状。
这些是从莎乐美1925年12月12日给里尔克的回信中摘出的最有意义的部分内容。
“瑞内，整个问题的关键是它不是恶魔般的妄想。（是因为你的内疚感被与它捆绑在了一起，自从孩童时代就已存在，当你还是孩子时它就有了恶劣的影响，甚至后来，我们被一种道德教化的内疚感所折磨，它仅仅偶然地以肉体惩罚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当我们已经长大成人，这种内疚感侵入了肉体的运行，并且孕育了灾难。在内疚感所选定的任何器官里，它都会酿成歇斯底里的病态倾向。这是因不健康的兴趣和注意力指引身体组织而产生的。当增长的血流量和过敏症集中在一个部位，它就如同性爱高潮产生于阴茎一样。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臆想症理解为对这一有问题的器官的一种自我迷恋——除非我们对这此有另外的看法。进一步而言，它缺乏一个人自己身体的强烈欲望或痛苦或类似于憎恨的感受，因为阴茎不适应于这样的关注，也没有性爱的素质——换句话说，它已被剥夺了它的自然功能，并且一旦被干扰，就会报复它自身。）这整个过程都来源于相应的生理弱点，无论这些弱点是多么微小，都不可能会出现别的情况：当我们的生理弱点增长得在尺寸上超出了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