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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不仅仅讽刺地模仿了骑士小说的题材，而且无情地揶揄了它们的叙述方式和文体。比如堂·吉诃德第一次出门游侠，他得意满怀，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要是他的伟大业绩传闻于世，一定会有写骑士小说的“大手笔”来记述他第一次“出马”的情形，那肯定是这样开头的：
金红色的太阳神刚把他美丽的金发披布在大地的广博表面
的时候；毛羽灿烂的林中诗人，美丽如画的鸟儿，刚刚啭动着它
们小巧的簧舌，啼声宛啭地迎接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女神啊，离
开了醋坛子丈夫的温柔软床，在拉·曼却地平线上的一个个门
口、一个个阳台上与世人相约；正在此时，大名鼎鼎的骑士堂吉
诃德·台·拉·曼却已经抛开了懒人的鸭绒被褥，跨上他的名驹
驽骍马难得，进入了古老的、举世闻名的蒙帖艾尔郊原。
这段词藻华美的陈辞烂调，其实一句普通的口语即可表达，如“当太阳初升，朝霞未散，林鸟始啼的时候，侠士堂吉诃德骑马跨上征程…云云”。然而在吉诃德先生所读的那些骑士小说里，“作家”们能够象堂吉诃德想象的这样“措词”，已是一流漂亮的文字了，中世纪那些爵爷和贵媛们所喜爱的便是这种调子。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骑士小说家们献给骑士的一些无聊的十四行诗和献词；吉诃德受封骑士时的可笑情景以及他模仿小说中的骑士向妇女们献殷勤的繁缛礼节；每到生命攸关当口，骑士们便向情人们念念有词地褥告的荒诞场面，等等。塞万提斯辛辣的模仿和无情的嘲弄，的确把游侠骑士的荒谬行径和骑士小说的虚幻无聊挖苦得淋漓尽致，使读者们在哈哈大笑之中埋葬了那些平庸拙劣的骑士小说。
塞万提斯也并不是简单地一概否定骑士小说，他只是反对那些“文笔粗野，事迹离奇，写爱情很不雅，写礼貌失体，战事写得罗嗦，议论发得无聊，旅程写得荒谬”的不切实际、不近人情的骑士小说。至于骑士小说这种文体，有才情的人还是可以借用的，因为它“没有韵律的约束，作者可以大显身手”，“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事实上，塞万提斯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贝雪莱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就是想按自己心目中的规范写一部“理想的骑士小说”。正如伏里契所评论的那样，塞万提斯“一面以嘲笑来埋葬了骑士的世界和骑士的文学，但同时亦用了诗的辉耀的圆光来围照着自己的 ‘悲哀姿态的骑士’的头颅”。
深刻的社会主题
如果把《堂吉诃德》仅仅看作是讲述了一个疯骑士癫狂胡闹的荒诞故事，如果《堂吉诃德》也仅仅是承载着塞万提斯单纯的文学讽刺任务，那么它就不会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评论家们也不会产生如此分歧的看法。 《堂吉诃德》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越了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形象大于思想”的文学现象在这部作品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作家本人在历经十载的创作过程中也不断修改着原先的写作计划。塞万提斯最初打算写一个短的故事来讽刺骑士小说，但写到后来，故事发展了，内容充实了，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了，作者的情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后形成了近百万言的长篇巨著。塞万提斯将自己一生的坎坷生活、社会经历、人生理想和喜怒哀乐都融入了作品，从而使它具有了丰厚的多层次的内涵。
《堂吉诃德》的不朽意义，首先在于它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和强烈的艺术表现力，给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描绘出一幅完整而广阔的生活画图。正如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评价的那样，塞万提斯以他的作品“对小说的思想倾向给了决定性的打击，使它面向现实。他的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具体的。典型的。与其说他是讽刺那种写小说的老一套手法，不如说他是描绘现实。”的确，尽管塞万提斯所描绘的故事情节是荒诞的，小说的主人公是疯傻的，但是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围绕小说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却是具体的、现实的。
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冒险经历给读者展现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贫苦的乡村到繁华杂乱的城镇，从荒野偏僻的小客店到豪华气派的公爵城堡，从深山到平原……农民、牧羊人、市民、工匠、商人、理发师、僧侣、牧师、囚犯、强盗、店主、妓女、女佣、贵族、法官、总督、公爵、公爵夫人等等——塞万提斯通过这不同的生活场所、形形色色的七百多个人物，把当时西班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展现得活灵活现。透过这幅画面，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了那个社会的罪恶与黑暗，看到了那个时代人民的苦难与悲哀。一方面是王公贵族的荒淫腐朽、豪华享乐，一方面是平民百姓的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残酷暴虐，另一方面是被压迫者的痛苦呻吟。塞万提斯在讽刺和挖苦荒诞的骑士小说的同时，不可能不无情地讽刺和揭露形成这一荒诞奇观的荒诞社会。
忠厚老实的桑丘·潘沙十分勤劳能干，但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为别人扛长工，仍不能使全家免受“忍饥挨饿”之灾。为了使心爱的儿子有钱上学、待嫁的女儿能置得起嫁妆，很讲实惠的桑匠才在堂·吉诃德的“工钱”和“当总督”的诱惑下，出门冒险行侠。为了多赚几个钱，他不得不满足主人的“疯傻”，打自己三千三百多皮鞭 （尽管他没有真打）。牧羊的穷孩子安德瑞斯为了讨得工钱被主人打得皮开肉绽，九死一生，结果一文不得。从军的少年也是因为穷困不堪，才不得不去当兵，他把仅有的一身好衣服脱下背着走，边走边唱：“我从军是因为穷困，如果有钱我决不肯”。与贫苦人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贵族绅士的豪华富贵和穷奢极欲。在淫逸享乐的生活中过得百无聊赖的公爵夫妇，为了拿堂·吉诃德主仆“开涮”取乐，竟不惜巨资，制作奇装异服，组织仆人、奴隶，扮演成魔鬼、军队、落难的贵妇人等，捉弄堂·吉诃德和桑丘 （第二部三十四、三十六章）。他们把可怜的桑丘脱得只剩一件衬衣，用两个椭圆形的盾牌将他牢牢地捆在中间，“膝盖都动不了”，然后簇拥着他去“战斗”。他摔倒在地，象“半只腌猪”，这群恶作剧的家伙，在他身上“踩来踩去，不断用剑在他的盾牌上乱斫”，“有些人被他绊倒，有些人跌在他身上，有些人竟把他的身体当作了望台，好一会站在上面指挥”，直到他昏晕过去才作罢 （第二部五十三章）。公爵夫人嫌她彬彬有礼的男仆过于多礼，便“拔出身边剪刀套里的粗针、或许是钻子，往他腰里直刺”，“肚子戳穿了”，又辞了他，男仆含恨而死（第二部四十八章）。这一切都是在高贵有礼、慷慨仁慈的华美外表下进行的。贵族们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彬彬有礼地折磨残杀穷人，这就绝不是什么可笑的“恶作剧”了！
拉·曼却地区的一位乡下财主，因为有钱便活生生拆散了一对“两小无猜”的恩爱情侣。他的婚礼办得排场极了，“青草地上全搭上凉棚，遮盖得阳光不进”，请来大批的人上演各种舞蹈，“整棵榆树做成的大木叉上烧烤着整只公牛……炖肉的沙锅……能吞掉屠宰场上所有的肉……装五十多斤的皮酒袋，有六十多只，满满的都是上好的醇酒。白面包堆得象打麦场上的麦子。干奶酪漏空着砌成了一垛墙，……”整个宴席，“可供一队战士放量大吃”（第二部第十九、二十章）。同属拉·曼却地区的桑丘简直看傻了，也吃傻了。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位乡下财主的宴席就如此丰盛，那些爵爷们的排场就不用再说了。
当那些豪门贵族们百无聊赖地沉醉于打猎、宴庆、游乐时，贫苦的农民成群结队地抬着神像，祈求上帝开恩“普降甘霖”；大道上走着一队队“大铁链子扣着脖子”被送到海上做苦工的“囚犯”；树枝上挂着一个个被官兵捕杀的强盗的尸体……塞万提斯用这样的一幅幅图画告诉我们，干旱和饥饿逼迫得穷苦农民铤而走险，不是流落为贫民窟的流浪汉、小偷和骗子，便是落草为寇，但最终都逃脱不了悲惨的下场。那些被判罚到海上服苦役的人，简直和判死刑一样，他们被铁链锁到船上，在烈日下赤身裸体，拼命划桨，监工还挥鞭向他们背上乱抽。当桑丘看到这种情景时，不禁惊讶而感叹地说：“这样倒霉蛋干了什么事，要挨这样的鞭打呀？吹哨的家伙怎么一个人胆敢鞭打这么多人呀？现在看来，这里就是地狱了，至少也是炼狱。” （第二部六十三章）的确，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真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腓力普二世统治时期 （1556—1598），统治阶给为了镇压国内百姓和属地人民的反抗、和天主教势力勾结起来，利用军队、“神圣友爱团”、宗教裁判所等组织，以火刑等各种各样的残酷手段来镇压反对封建制度的力量。对一切反抗国王和教会的人都加以异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