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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塞万提斯十分善于运用“笑”的艺术手法，达到不同的讽刺效果。当堂吉诃德把客店当作城堡，把过路的妇女当作落难的公主，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时，他那荒唐的幻想引起的是读者轻松而欢快的笑；当堂·吉诃德在黑山隐居修炼，脱去衣服，一丝不挂地连翻跟斗，表示他为想念心上人而发疯时，引起得是读者的嘲笑；当他挨苦役犯的打，受公爵夫妇及其侍女的戏弄，被猫抓，被群牛践踏而遗体鳞伤时，引起得是读者同情而又愤慨的笑。这位疯癫骑士在整个行侠过程中，满怀热情地一心实现骑士理想，锄强扶弱，革新社会，造福天下，虽历尽苦难而痴心不改、信念不灭，但因其“错误的打法”而最终失败，读者的笑就不只是嘲讽、同情、愤慨、悲叹，还有些许的赞扬与敬佩。这是复杂的、意蕴深厚的笑，笑他的愚蠢，笑社会的悲哀。
再如，《堂吉诃德》第二部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公爵夫妇戏弄堂·吉诃德主仆二人的情景，通过他们二人尤其是桑丘“当总督”“出洋相”的“笑”，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以公爵为代表的黑暗势力。首先桑丘当“总督”就是十分滑稽可笑的。公爵委派他去自己管辖下的一个小镇当“总督”，并不是真正要他去做点政务，而是出他的“洋相”，看他的笑话，满足贵族们无聊的欲望。但是桑丘却“鸡毛当令箭”，真的做起总督来，而且秉公执法，处理了几起棘手的案件。这似乎是很可笑的。桑丘做总督后，受到“忍凶医师”的残酷捉弄，一道道美味可口的饭菜刚送上来，诱得桑丘馋涎欲滴，然尚未下箸，便被医师以不合卫生的借口撤换下去，弄得最贪口腹之乐的桑丘几乎被饿死。这也是很“好笑”的。后来，当公爵那帮人借口敌人夜袭海岛，把桑丘绑在两块盾牌中间使劲践踏，弄得他昏死过去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再笑出来了，连公爵的总管都承认：“奇事天天有；玩笑变了正经，要捉弄别人，反见得自己可笑了” （第二部四十八章）。这种“笑”的艺术手法就比公开的谴责更具有强烈的讽刺味道，更能表达作者郁积在心头的愤怒之情。
《堂吉诃德》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堪称是近代小说的楷模。当代美国文艺评论家哈利·列文甚至指出：“作为一个典型，在纯文学创作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物能具有比堂·吉诃德更稳固的地位了。甚至他那种与众不同的怪念头都被证明几乎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堂·吉诃德的确是世界文学中最生动最重要的典型形象之一。如今，“堂·吉诃德”已成为一个普通名词，人们只要看到生活中的“耽于幻想而不自量力去拼搏”的人，都会说“堂·吉诃德”来了。然而，塞万提斯所塑造的远不是这样公式化的呆板形象，而是性格复杂又统一，既普遍又特殊、个别与一般相融合的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塞万提斯在塑造典型时，十分善于把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性揭示出来，不是静止地抽象描写，而是放在发展变化的情节中逐渐展示，从而使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同时，作者还往往把堂·吉诃德主仆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加以夸张，反复强调他们的某些特点，并通过他们之间的对比和他们彼此推心置腹的谈话，来突出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可以说，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欧洲小说，真正着力刻画塑造人物性格典型是从《堂吉诃德》开始的。塞万提斯在猛烈抨击骑士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同时，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不朽的典型形象，终于完成了小说艺术上的改革，对欧洲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堂吉诃德》的人物描写与风景描写，也表现了作者娴熟的现实主义技巧。作者善于采用素描的手法，往往廖廖几笔，就勾勒出一个鲜明生动的形象来。我们熟悉的堂·吉诃德肖像是：身体细长、面孔瘦削、满面愁容、骑着那匹骨瘦如柴的“驽骍难得”。而桑丘的肖像则是“大肚子，矮个子，两条小腿却很长”，坐在他那又矮又小的“灰点儿”毛驴上。只要一闭上眼，主仆两人的形象就鲜明凸现在我们眼前，即使是对次要人物的描写也是惟妙惟肖的。如客店女佣玛丽托内斯的肖像是“阔脸、扁头、狮子鼻，一只眼睛是猫眼，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不过靠着她体部的运动，倒能把许多遗憾弥补过来。她从腿到头不足七柞高；她肩膀上载肉太重了一点，使她不由自主地老看着地。”
在环境描写方面，《堂吉诃德》也摒弃了旧骑士小说那种装饰性的描绘，它的背景是规模宏大的十六、七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现实生活。具体的风景描写都是具有实感的，有时甚至故意写得平淡无奇、朴实无华，而这一切描写都与表现人物思想和刻划人物性格密切关联。
《堂吉诃德》的语言也有其鲜明独特的风格。它生动而富有表现力，有时庄重，有时诙谐，有时含蓄，有时明快。它一扫骑士小说里惯用的华而不实的绮丽的文风，采用了西班牙人民的口语形式。塞万提斯长斯生活在西班牙社会底层，十分熟悉民间语言。他在《堂吉诃德》中对西班牙的民间口语做了大量的加工提炼，使得这部小说语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与它所要表现的内容和谐一体。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堂·吉诃德学识广博，喜欢思考，爱发议论，谈吐比较斯文，语言规范，用词比较准确；桑丘是个普通农民，语言朴素自然，喜欢用一连串的民谚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有时候用得并不恰当，用词也不准确。此外，公爵夫妇的语言礼貌得体，女佣的语言粗浅罗嗦，都与其身份相吻合。 《堂吉诃德》中还大量使用了民谚和俗语，全书使用的谚语至少有二百五十条，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桑丘身上。他一张口就是成套谚语，就是他老婆和女儿也是谚语不离口，无怪乎神父说“潘沙这一家人都是肚子装着一大桶俗语来投生的。”除了民间谚语之外，作家还善于把“人人都传诵，满街儿童都会唱”的歌谣编进书中，这不仅使小说增添了诗的气氛，而且使小说通俗易懂，更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塞万提斯对民间语言的加工和提炼，不仅使这部小说充满了机智和幽默，感情自然，文笔生动流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纯洁和发展西班牙语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高度评价过
《堂吉诃德》语言的典范作用。恩格斯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曾说，他就是从塞万提斯的作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3页）。李卜克内西在其《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一书中说，由于他不懂西班牙语，有一次马克思曾经拿出《堂吉诃德》作为课本给他讲授西班牙语。
《堂吉诃德》还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特别是对比手法的使用，在塑造人物形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堂·吉诃德和桑丘主仆二人的形象，自始至终相互衬托，相互补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吉诃德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桑丘则讲求实际；吉诃德的语言是当时西班牙官方社会的工整语式，而桑丘的语言则是朴素的、大众的劳动人民语言；在肖像与性格特征上，他们二人一瘦一胖，一高一矮，一疯一傻，一智一愚，都造成强烈对比，甚至连吉诃德的瘦马和桑丘的灰驴也表现出主仆之间鲜明的阶层对比。海涅在 《论吉诃德先生》一文中说，“吉诃德先生说话时，似乎总是骑在他那高高的马上；而桑丘仿佛一直是坐在他那谦卑的驴子上。”
此外，《堂吉诃德》还有许多可谓“先驱”式的艺术手法，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它的“书中书”的结构方式，被称作“皮兰德娄式”。皮兰德娄（1867—1936）是意大利现代戏剧家，他曾写过《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描写自称是某个剧本中的六个人物，被作者抛弃，跑进一个排演场，要求导演排他们的戏，于是剧中出现了戏中戏。哈利·列文评价到：“塞万提斯是一位在过去的时代使用皮兰德娄式的手法的大师，这种手法可以被称作书中书。对于一个不成熟的或自命不凡的作家，这是一种危险的手法，因为它可以导致暴露他内在的文学素质。然而，塞万提斯对自己使用这种手法是如此有把握，以至于他可以在小说的第二部中让参孙·加尔拉斯果学士对是否真会有第二部表示怀疑。”由于小说第一部问世到第二部出版，中间过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堂吉诃德已作为典型铭刻在大众的心中，在第一部中，吉诃德先生处处碰到误解，而在第二部中，却出现了与此相对照的情况：大多数和他谈话的人都准备帮他的忙。人们如此不厌其烦地用恶作剧来迎合他的疯狂，以至于他们似乎比堂·吉诃德还要疯狂，从而使第二部的虚构建立在第一部虚构所造成的现实的基础上，这的确是一种巧妙而独特的文学现象。正如美国评论家托马斯·曼所说：“这个构思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文学中，我不知道还有哪一本书里出现过一个靠其自身的形象生活的虚构人物，他似乎是以自己名声的名声维生的。”
再如，堂·吉诃德这一典型被后世一些评论家和文学家抽象为“受名言支配生平”的类型，或者说是患了“文学病”的形象，即一种真诚专一的书呆子形象，对他来说读什么就要信什么，然而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