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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堂·吉诃德这一典型被后世一些评论家和文学家抽象为“受名言支配生平”的类型，或者说是患了“文学病”的形象，即一种真诚专一的书呆子形象，对他来说读什么就要信什么，然而由此产生的他对现实的曲解却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西方一些评论家把许多描写“靠想象、幻觉存在”“受信念或名言支配”去生活、去奋斗的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都归结为《堂吉诃德》影响的结果。著名的有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从书房出发，用言词和行为较量，以积累的理论同生活的实践较量”），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其中的巴扎罗夫是一个“新式的虚无主义者，以一种真正堂·吉诃德式的狂热在现实中强行推行他的信念”），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司汤达的《红与黑》，甚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女性的堂·吉诃德”）等等。
《堂吉诃德》的思想与艺术成就是辉煌的、多方面的。但它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作者虽然揭露与批判了西班牙社会的黑暗，想要改变现实，改造社会，也看到了靠游侠骑士单枪匹马不能拯救社会，但他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解救社会的良策，只得把理想寄托在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真正的骑士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这是塞万提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也是时代的局限性。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描写和借堂·吉诃德之口发的一些议论，也表露出作者思想中的某些封建道德观念。比如，他赞扬浪荡公子堂费南铎的弃恶从善，这个依仗公爵桂冠和权势，欺罔好友，奸淫抛弃良家女子的贵族子弟，只因为他“毕竟有高贵的血统和大丈夫的胸怀”，经神父的说教，不到一日即变成心地善良而又“履行诺言”的公爵少爷了。堂·吉诃德的许多议论都宣扬了基督教义以及女子要保持贞洁等封建思想。
《堂吉诃德》作为一部早期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自然存在着比较粗糙和不够完美的地方。整个小说的结构比较松散，尤其在第一部中，作者围绕着主要故事情节，又穿插了一些小故事，虽然对丰富作品思想，增强对社会的表现力，有一定作用，但总的来说它们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作品的整体感。小说的疏漏之处也比较多。比如，桑丘究竟见没见过“杜尔西内娅”，前后说法不一致；桑丘的灰驴是怎样丢的，小说第一版中并没有交代，第二版虽然补上了“灰驴被偷”一节，但灰驴被窃后桑丘仍然骑着驴的几处谬误仍没有改正；第一部第三十章说堂·吉诃德的宝剑被苦役犯偷走的事，前文并没有交代过；第三十七章说蒙面女人的那个“俘虏”，前文也没有提起过，显得实如其来；类似的疏漏还有一些。但这些不足与其伟大的艺术成就相比，不过是白璧微瑕。
理想与现实的二重变奏
——堂·吉诃德与桑丘
堂·吉诃德与桑丘是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着力刻划的两个典型人物，其性格复杂多面，内蕴深刻；两人形象既对立又相互补充，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人类精神追求的两重困惑：“超越现实”？抑或“眷恋尘世”？因而在世界文学群像中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堂·吉诃德的性格特征是矛盾复杂的，具有明显的多重性，其内在冲突又与塞万提斯的思想矛盾密切相关，似乎可以认为他的性格矛盾是塞万提斯的矛盾，是十六、七世纪西班牙现实的矛盾，也是人类精神的矛盾。
作为独特艺术形象的“这一个”，堂·吉诃德是在十六、七世纪的西班牙——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发展却尚未取得最终胜利，人本主义思想兴盛又与现实剧烈冲突——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着的历史时期，试图恢复中世纪的骑士道及行为的“游侠骑士”；是一个读骑士小说入迷，满脑子幻想，把现实中的一切都硬行套入荒诞的骑士小说中去的“走火入魔”的疯子；是一个见识广博、豪情仗义、为实现理念而奋不顾身的勇士；是一个除骑士道外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家；是一个疯傻与理智、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喜剧与悲剧集于一身的“多重人格”形象。
堂·吉诃德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幻想狂。他本是乡下的小乡绅、善人阿隆索·吉哈达，但读荒诞的骑士小说入了迷，脑筋出了毛病，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实感觉，生活在虚幻的癔想中。于是他更名为高贵的堂吉诃德·台·拉·曼却，穿一身曾祖留传下来的破烂不全的盔甲，提着长矛，骑着一匹瘦骨伶仃的老马，模仿古代骑士去周游天下，“冒大险，成大业，立大功”，帮助被侮辱与受压迫的人。他处处以过时的骑士制度行事，处处模仿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疯疯癫癫，不断碰壁。在他眼中，到处有妖魔鬼怪，到处有奇境险遇，他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看成军队，把送葬的教士当作魔鬼，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骑士的头盔，把酒袋当作巨人的脑袋，他把一切都看作是行侠仗义的好机会，不分青红皂白，横冲乱杀。结果不但没有帮助别人解除苦难，反而给自己和人们都带来灾难。他把牧童安德瑞斯从主人的皮鞭下解救出来，自以为得意，扬长而去，害得牧童得到更加残酷的鞭打，气得牧童斥责他：“您要是再碰到我，尽管瞧我给人切成一块块，请您看上帝份上，别来救我帮我，还是随我倒霉去。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他放走了苦役犯，苦役犯不仅不感谢他，反而将他们主仆二人毒打一顿，连桑丘的驴也给偷走了。他把送葬的教士打下马来，教士痛苦的哀叹：“我不懂您这个打抱不平是怎么回事。您害我折了一条腿……您为人除害，却害苦了我，叫我终身受害”。他闯了大祸，仍然执迷不悟。他还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结果更是笑话百出。骑士小说中的英雄往往有灵丹妙药，堂·吉诃德也“依葫芦画瓢”，炮制出治伤的神油，主仆二人喝得肚痛如煎，上吐下泻，浑身瘫软，昏死过去。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也为自己找了一位邻村的农家女，她壮硕无比、胸口长毛，而且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吉诃德先生，吉诃德先生却为她神魂癫倒，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日叹息。为了表达他的爱情，堂·吉诃德隐居深山，一丝不挂，大翻跟斗。这些细节都表明了堂吉诃德是个幻想狂，尽管“挨够了打，走尽背运，遍尝道途艰辛”，依然顽固不化。他既看不清现实，又认识不到自己的力量，闯了祸而不肯认错，闹了笑话而不自悟，一味地凭着幻想蛮干下去，成为一个可笑又可怜的丑角。
堂·吉诃德又是一个善良、真诚的游侠骑士。他看到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诅咒“这个可恶的年代”，“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了”。因而他要献身做骑士，济世救人，下一番万古流芳的大事业，其动机是善良的，愿望是美好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不辞劳苦，不畏艰险，反复向世人申述光复骑士道是当务之急，“不恢复骑士道的盛世是个大错”，游侠骑士不仅在古代重要，当代也必不可少，将来会永远需要。他自负受命于天，老天爷特意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实施我信奉的骑士道，履行我扶弱锄强的誓愿。”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原始社会的大同世界，那时没有私有概念，没有你争我夺，没有弱肉强食，所有的是平等、自由、共有的和谐美满与恬适。他对悠然自得的牧羊人侃侃而谈：“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这不是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能不劳而获；只因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得分别 ‘你的’和‘我的’。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归公有。”那时候“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搀杂在一起。公正还有它自已的领域；私心杂念不象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法官心目里还没有任意裁判的观念，因为压根儿没有案件和当事人要他裁判。”美好的黄金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这个公正和谐的乐园属于地面上的人世间，而不是中世纪骑士企求的天国。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堂·吉诃德正是他自称的真正的“贷真价实”的骑士，他所身体力行的骑士道与历史或骑士小说中所宣扬的那一套，是大不一样的。问题是他的真诚用错了地方，他的理想是“乌托邦”式的，他的行为方式是荒谬的。正象鲁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西班牙的文豪塞万提斯所作《堂·吉诃德传》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时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侠道，执迷不悟，终于困苦而死的资格，赢得许多读者开心，因而爱读，传布的。……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鲁迅全集》等七卷，637——638页）这“胡涂的思想”是他“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9页）可以说，吉诃德先生是以善良的动机、真诚的行为，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以错误的打法”打了一场“荒谬的战争”，因而使他成为受人嘲笑的滑稽古怪的人物。今天，当我们一提到“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耽于幻想，不自量力，好打抱不平而又到处碰壁的可笑骑士。
然而，堂·吉诃德的典型意义绝不仅仅如此。他虽然古怪可笑，但他坚守信念，坚持正义，为实现理想而置生命于度外的勇敢无畏的精神，的确值得我们钦佩与崇敬。他荒唐可笑的背面，则蕴含着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理念。因此，他又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