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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旗下家奴也有携带家属私自前往的，而且日益增多，违背了旗人不得自行迁徙及封禁吉林政策。清政府鉴于形势，执行松动政策，对盛京兵、工部、内务府壮丁、王公宗室家奴及旗下家奴，划入吉林官庄耕种，纳粮当差，对正身旗人也不一律捉拿押解回盛京原籍。蒙古旗人。在吉林驻防军中，有蒙古八旗，为1个协领，8个佐领，兵丁401人，弓铁匠98人。
世态剪影（三）第16节 清初吉林的移民（3）
移民的进入，使吉林的人口状况发生不小的变化。在17世纪吉林人烟稀少，流人钱志熙于1664年说宁古塔城，“皆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宁古塔山水记》钱序）。当时宁古塔城为将军治所，竟那样荒凉，吉林其他地方的人口之少可以想见了。清建国期的统一战争和抽调人口，使明代吉林的一些市镇毁灭了，如叶赫新旧二城“俱无人迹”（《柳边纪略》卷一）。方式济道经于此，见状作《叶赫城》诗咏道：“空城草木长，狐狸自悲语。”又说：“史臣颂功勋，沧桑漏应补。”就是说不要光歌颂清太祖统一的赫赫神功，也应当看到他“杀王浮民人”（张玉兴编《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的残暴性和破坏性。到18世纪上半叶，由于移民和土著的增殖，吉林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1723年雍正帝说吉林乌拉“人口孳生，各处之人聚彼贸易甚多”，他的臣子也说这里“旗民杂处，商贾聚集”，因而民事案件增多，于是每年向吉林派出满、汉科道官各一名，进行纠察（《八旗通志》卷四十四）。又为加强对汉民的管理，决定在吉林设立专职民政长官，于1727年在吉林乌拉建立永吉州，于白都讷设长宁县，宁塔建泰宁县。这些州县设立后，人口统计数字相继上升。永吉州1731年人丁1470丁，1734年即达2186丁，三年之间增长近50％。长宁县1733年人丁179丁，次年为201丁（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二十三）。1734年盛京几个大州县的人丁是：锦县12239丁，宁远州7546丁，辽阳4539丁，承德3469丁，开原2439丁。永吉州以新立之地，人丁直追开原，可知其人口增加之迅速。这种发展趋势，使得清朝在坚持封禁吉林政策中，执行时有所松动，即已经到了那里的汉人，有了家业，不再当作非法移民强迫回籍，于是向政府申报户口的人员大幅度增多。永吉州在三年内多出近一半人丁，大约就是这样出现的。1750年清廷决策：
宁古塔及船厂工商佣作人等，不下三四万，有业可守，未免难迁，如果情愿入籍，应分别纳粮、纳丁，随宜安插。（《清高宗实录》卷三五六）
这里说宁古塔和吉林城有汉族商人和农业、商业佣工三四万人，已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吉林面积大，虽然人口总数有了增长，密度仍很小。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赋统计》，1791年吉林人口密度为0。20口／km2，为全国21个省、特别行政区的倒数第一，与人口密度最高的江苏的332。38口／km2，无法相比，连新建的巴里坤乌鲁木齐地区也有0。40口／km2的密度，吉林却只有它的密度的一半。1812年，吉林人口密度上升到0。41口／km2，依然在各省区中属末位。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嘉庆帝在1817年说“吉林土膏沃衍，地广人稀”（《吉林外纪》卷十）。不过，应该说18世纪上半叶吉林人口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在吉林城、宁古塔、白都讷尤为显著，但总体上说，人口密度仍极其微小。
说明了吉林土著和移民、人口状况及变化，现在归纳一下它的居民民族构成和移民社会的特点。清初吉林居民，有原来的土著和新移民，这中间有属于满—通古斯语系的满洲人，即编入八旗的满人，赫哲、锡伯、瓜尔察等族人形成的新满洲，姓长制下的赫哲、飞雅喀等族人，编入八旗的蒙古人，说汉语的汉军旗人，还有汉人、朝鲜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从民族上说，新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都属于满族共同体，均为满族。
满族是土著，吸收新成分，定居意识强，所以清初吉林
满人居于人口构成成分的多数。在17世纪尤其如此，吴桭臣在《宁古塔纪略》里说：“凡各村庄，满洲人居者多，汉人居者少。”又说宁古塔“无商贾往来，往来者惟满洲而已”（《宁古塔纪略》）。18世纪上半叶有了变化，汉人移民增多，吉林城附近尤明显。统观清初全貌，居民以满族为主，汉人次之，朝鲜、回族稀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移民不断涌进，在土著本来人数绝对量不大的情况下，移民对居民成分的构成，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而且进入满族共同体的汉人、蒙古人、锡伯人、瓜尔察人、赫哲人，总还保留他们原来的民族文化的一些成分，与老满洲有很多不同，所以清初的吉林社会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移民社会，因而产生相应的社会特征，需要给予充分的注意。
世态剪影（三）第17节 移民开发吉林经济（1）
清初吉林有丰富的农牧业资源，但社会经济却很不发达。流人方拱乾说宁古塔四处都可以耕种，只要你愿意开垦，“一岁锄之犹荒地，再岁则熟，三四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可见处女地多，又很肥沃。问题是要进行垦种，所以方氏指出“地贵开垦”（《绝域纪略·土地》）。吉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为人所熟知，不必说了，在清初垦辟之前，野生资源极富，民谚“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在饭锅里”（民国《双城县志》卷十五），是极生动的描述，摆在人们面前的事情是如何去发展生产。
清朝政府重视驻军的生产，康熙帝于1682年巡视吉林后指示注意农事，劝勉兵丁，“使勤耕种”（《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军队农业生产的办法有两种方式，一是按八旗组织，生产粮食；一是专门建立官庄，用汉军垦殖。到18世纪30年代，这两种方式垦田139435垧，约合13943。5顷；另外台站役丁垦地24684垧。官庄组织办法是每庄壮丁10名，每名每年向官府交粮，起初是12石，另交草300束、猪100斤、炭100斤、石炭300斤、芦100束，后来改为交粮30石。也就在这时，将部分台站和官庄的垦田31782亩改为民田，照民田人法向政府纳税。其实，这是民人向军队渗透，代官兵垦种，至此政府承认这部分民人的垦种权利。这种民人是汉人私自移徙来吉林的。
清朝政府往往把流放人口赏给满洲、新满洲为奴隶，还有人到关内贩来奴婢，这些奴隶有的被用作农业生产，所谓“宁古塔多业农贾”，“农则无算，而奴为多”（《柳边纪略》卷三）。这些奴隶会利用汉人的农事经验进行生产。流民和流人进入吉林，把汉人的农业生产技术带来，在自身生产的同时，传授给满洲土人。流人到吉林，为维持生活，就其所长，“黍稷自耕耘”（陈志纪《塞外岁暮枕上作》）。流人、流民很快改变宁古塔的生产面貌，原来此地不种粮食，“迁人比屋而后，黍稷菽麦以及瓜蓏蔬果，皆以中土之法治之，其获且倍”（《域外集》）。前述18世纪30年代纳税的民田31872亩，到1748年增至454055亩，为原额的14。29倍，增长速度惊人。这主要是清朝政府在吉林设州县认可流民垦荒的结果，如1727年设永吉州，时有粮田14061亩，1734年增至27213亩，还有一批尚未达到纳粮年限的新垦田没有计算在内，所以实际垦田要比纳税田多。流民初到吉林，没有居
住权和认垦权，依附于旗人，充当其佃户，受其控制，所谓“流民多藉旗佃之名，额外开垦，希图存身，旗人亦藉以广取租利，巧为庇护”（《清高宗实录》卷三五六）。1726年清政府允许佃户向政府登记纳粮，“不许原主侵占”（《八旗通志》卷十八），有利于汉人移民的垦种。在流民作为佃户时，与其旗人田主，必有农业经营方式和耕作技术的交流，对促进当地农业生产整体的水平提高必有好处。成百上千的流民进入深山密林偷刨人参，因为人多时间长，自带粮食不足食，逐渐学会分工，一部分人采参，一部分人种地，增产了粮食。旗人也因采参不足以维持生活，需要学习种地，于是从汉人那里学到技术。满人精于狩猎。八旗官兵四季从事捕猎，有多种方式：小围，当天或二三日内来回；秋天打野鸡围；十一月打大围，一去二十多天，按八旗各据方位，缩小对野兽的包围圈，合围之后，没有将令不许擅自射猎；十二月底举行年围。冬至时期，令士兵到各山野烧荒，以便来年草木长得更加茂盛。端午节后派人统一牧放马匹，为逐水草，常去几百里以外，到七月马肥始返回住地。军士捕猎，大体上采取平均分配的方法。康熙帝指示，“所获禽兽，均行分给”，分配前要注意通知贫人，以免遗漏（《清圣祖实录》卷一○二）。满人狩猎技术高明，很能跟踪禽兽，必捕获方休，汉人见之，惊叹不已。吴桭臣说满人“最善于描踪，人、畜经过，视草地便知，能描至数十里”（《宁古塔纪略》）。三姓副都统辖区的满人，基本上以渔猎为生，以生产貂皮和东珠为上品。汉人到吉林，向满人学习狩猎，如流人陈志纪《宁古塔春日杂兴》中所诵：“从人学射猎，驱马试讴吟。”
吉林幅员辽阔，各地生产状况不一，发展也不平衡。19世纪20年代问世的《吉林外纪》描叙各地经济与民风情形是：吉林乌拉人“务农敦本，以国语骑射为先”；宁古塔人“耕作之余，尤好射猎”；珲春“旧无丁民，亦无外来民户”，“捕打海参海菜为生，少耕作”；白都讷人“好骑马，常于马上掷木棒，捕野兔山猫，百发百中”；三姓人“善骑射”；阿勒楚喀（今黑龙江双城）人“尚耕钓，素称鱼米之乡”；拉林人“务农之余，熟娴骑射”；双城堡“旗丁娴熟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