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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结构的某种改变使农民成为自由劳动力出卖者。佃农、佣工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是平民，特别是佣工，本来社会地位低下，几乎是半贱民身份，可是清代法律使大部分佣工成为平民，只有少数人处于“雇工人”地位。当时的雇主曾总结出对待佣工的“三好”、“三早”经验。“三好”是给佣工的吃食要好；态度要和蔼；工银成色要足。“三早”是主人先早起，以便叫工人起床、上工；做饭要早，送到地头，不让工人觉得饥饿不好好干活；晚上早早烧好洗脚水，让工人烫过脚，早休息，明天好早起。这种经验的产生，说明雇主与佣工基本上是平等关系，若视佣工为半贱民，就用不着“三好”了。贱民中的一小部分也已脱籍为良，如堕民丐户、疍户、世仆、伴当，在法律上被允许改业从良。清朝自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后，人口税固定了，并从田亩中征收，政府已无需加强对人口的控制，所以户口编审已成为官样文章。在此情况下，人们可以离开家乡，到外地谋生，被他人雇佣，一般不会受到政府的干预。当然，政府有维持治安的需要时，会通过保甲制强化对人口的管理，但通常不限制人口的流动。
出路
游民能不能都找到职业，或者较稳定的职业，要看社会分工、职业结构、经济结构能否给他们提供较充分的就业机会，也即看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所以要扩大社会分工、职业行当，扩大行业规模，最根本的在于发展商品经济。政府要有顺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政策，鼓励工商业发展，要改变重农抑末的方针，不能像汤斌、陈弘谋那样“毁淫祀”，破坏小民、游民、闲民的生活之路。清代游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职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等级结构发生某种变动的产物，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就这个意义讲是好现象。当然，并不是说出现游民是好事。在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使广大游民就业，政府的守旧政策也不鼓励游民在农业之外的新行业就业，所以清代游民多，出路不广，聚集游民的会党的盛行，即是此种情形的反映。不能要求清朝统治者对游民有清醒的正确政策，但历史告诉人们，在社会变动之时，要使事物向积极方向发展，不能视旧的社会结构、旧的分工和等级观念为万古不变的东西。
世态剪影（一）第4节 道光朝的陋规与吏治（1）
由“从来未有之奇案”说起嘉庆年间查赈的李毓昌被害案件的发生，令嘉庆帝愤怒地说这是“从来未有之奇”的怪事（赵翼（《檐曝杂记》卷六《冒赈大案》）。事情是这样的：嘉庆十三年（1808）江苏北部大水，嘉庆帝发帑金赈济饥民，山阳县令王伸汉冒开饥户，领赈银入私囊。受上司委派到山阳查赈的试用知县李毓昌，发现王伸汉的贪污罪行，行将上告，王伸汉请出淮安知府王毂说情，遭到拒绝，又提出与李毓昌分赃，阻止他告发，李毓昌是新进士，廉洁自励，坚不应承。在他离开山阳的前夕，王伸汉指使家奴与李毓昌的长随合谋，毒死李毓昌，并以自缢身亡报案，王毂伙同掩饰。后经李毓昌叔父李泰清发现疑窦，赴京控告，于是真相大白，嘉庆帝下令将王伸汉立斩，王毂立绞，害人的家奴、长随极刑，两江总督铁保夺职遣戍，江苏巡抚汪日章撤职，并作《悯忠诗》褒扬李毓昌。此案中的王毂不惜性命地替王伸汉掩护，乃因得了他2000两银子的贿赂。与山阳案同时，在直隶宝坻县发生同样事件，知县向东路同知归恩燕行贿3000两纹银（《清史稿·仁宗本纪》）。李毓昌的被害在于他的清廉，受委查事，在别的官员是捞钱的大好机会，他却因不要钱而丧生。看来当时的官场形势是要钱是常规，不要钱是越轨，李毓昌的死就不是偶然的了。昭梿在《啸亭杂录》卷八《李毓昌》条里说“查核故事，凡委员往，漫不省察，惟收其陋规而已”，讲的就是这种情形，可怕的也正在这里：大家并不顾公事，所重视的是陋规，也即按不成文的规矩收受好处费。陋规是不合法的惯例，但是众人习以为常了，几乎成为合法的东西了。李毓昌的死也可以说是不依陋规办事而遭受的杀身之祸，事情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陋规的盛行，标示着吏治的严重败坏。山阳、宝坻的事件，不过是嘉庆朝吏治清浊的测量器，表明官场的龌龊不堪。
官僚内部的陋规
道光帝继位之初，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试图清理陋规，整顿吏治，遭到朝内外的反对而作罢。于是陋规和腐败的吏治沿着嘉庆朝的轨道走下去，问题越发严重了。举人张际亮在道光十六年（1836）说：
今之外吏，贪以铦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下愤怒，舞文弄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张亨甫全集》卷三）
咸丰帝登基四个月，说前朝“登进冒滥，流品猥杂，……闾阎之膏血，以致政治堕坏，民生穷蹙”（《清文宗实录》卷九）。他们概括了道光朝吏治败坏的状况及其严重性。据笔者考察，道光时期吏治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变官吏贪污为合法的陋规的流行，其间有两种情形，一是实行在官吏内部的，二是官民之间赋役征收中的。
在官僚内部，下级对上司，地方官对京官，两个有业务联系的衙门之间，为了办事，都要送礼，但什么时候送，送多少，谁给谁送，经过多年实践，形成定规，并有专门的名词反映出来。
节寿礼。岁时节日和上司家庆日，僚属为其送礼。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讲陕西粮道向上司和有关衙门官员送礼定规为：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八旗都统二人，每人每节银200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节寿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陕西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高级衙门的师爷节寿礼亦有规定，所谓“抚、藩、臬幕友一年节寿陋规，俱由首县摊派各州县书吏册费，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在中央衙门，书吏给司官送“年终规礼”。
世态剪影（一）第4节 道光朝的陋规与吏治（2）
程仪。招待过境官员，如在浙江，“凡上司委员到县，各县须送程仪”，候补官因为没有职务可以捞取油水，若被派为委员到县，更要多送（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卯规。州县官上任点卯，六房书役先送钱财，表示确定隶属关系，求得主官的欢心。
别敬。地方官奉派出京，或到中央述职，离京时，要给有关官员送礼，有师生关系的门生还要向老师、同年馈赠，名之为“别敬”。张集馨几次赴新任，所用别敬，据《道咸宦海见闻录》的资料制成下表：
时间就任官职别敬银数目（万两）赠送范围
1845陕西粮道1。7军机大臣、军机章
1847四川按察使1。5京、六部尚书、都御
1849贵州布政使1。1史、侍郎、大九卿、同
1850河南布政使1。2～1。3乡、同年、世好
炭敬、冰敬。炭敬，是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孝敬礼；冰敬，则是为消暑而送的礼。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原来京官靠地方官的孝敬作补贴，因而别敬、炭敬、冰敬成为不可缺少的规例。
秋审部费。各省每年必有案件呈报，为此给刑部送辛苦费，四川按察司向例每年送600两银子，刑部人员才在五六月间派人把秋审奏折的底稿送到四川，以便川臬做准备，应付部驳和皇帝的查问。
晋升部费。州县官晋升，径直赴任的，照理由吏部发出正式通知即可。但吏部若不见该员的孝敬，不给发文，以示拿捏。
门生礼。清代官场盛行拜师风习，考官、学官广收门生。有的毫无师生关系，如州县官与府道官，府道与督抚，以至京察定为一等，大计评为卓异的人，对堂官、上司表示感恩，结为师生关系，在拜师时送礼，“甚至节寿厚其馈送”（《清宣宗实录》卷三一八、卷二一九）。门生礼实际上超出师生范围，成为官场陋规的一种。
修船陋规。水师所用战船的修理，归文官负责，由武官验收，武官验收时横加挑剔，“索行陋规，有加无已”（《黄爵滋奏
疏·查验战船草率筹议赶紧修造疏》）。官吏在银粮征收过程中，在贮存库房和动用时，进行侵蚀贪占，情形复杂，也形成名目繁多的规例。
“放炮”。州县官将要离任，提前征收田赋，办法是减收税额，因而民间踊跃交纳，大县可以收到万两银子，或五六千两，这个赋税落入私囊，接替官员替他赔偿。“太平炮”。地方官并不去任，但放出离任的风声，减额收税，也能达到提前得到钱银使用的目的。“倒炮”。新官上任，为得钱使用，提前催征钱粮。
税收中的陋规
官吏向税民巧取豪夺，在征额之外，多事勒索，名目同样繁多。
浮收。给事中安诗说：“州县征收，任意取盈。”（《清宣宗实录》卷四三八）陕西粮道一年浮收所得约6万两银子。山东堂邑生员许守宗控告县官浮收，被巡抚衙门迫害自杀身亡，按察使童槐派历城知县诱使尸子许哲受贿息和。
勒折。地方官征收赋税时，在银与钱价格兑换上做手脚，多收钱文。浙江乌程岁征丁银11万6千余两，折收制钱，市场上每银一两合制钱1200～1300文，征收时却要求每一两银子的税交纳2400～2500文，多收整整一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