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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
农耕社会存在的基本自然要素是土地、水和气候。汉民族社会以后的一
切内容特征均建立在这一前提上。从中国古代的神话来看，盘古开天，神农
教民农作，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些故事始终围绕一个共同的造福于农耕
社会之民生的母题，故而这些神话透露出远古社会极其重要的一个现象，英
雄大多是造福于农耕社会民生的人物。
可是，土地是天然的，气候四时循环，规律所致，非人力所能驾驭，水
性虽然无常，但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人力的控制，化害为利，造福农业。水
乃农耕之命脉。治理水源，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是农耕民族生存的首
要前提。诚如魏特夫所言，治理水源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对中国文
明的发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而在古代造福于农耕社会之民生的众多英
雄中，汉民族倾向于崇拜治理洪水的英雄。而这种特殊的英雄崇拜里蕴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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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民本”意识的原始雏型。《史记·夏本纪》就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大禹
治水的过程，透射出人们对治水英雄赫赫功劳的敬仰。
希腊位于地中海滨，境内多山，群山把各地域分成许多小块，内陆交通
阻塞。海洋性气候恶劣多变，境内谷地、平原又少，决定了希腊人无法以农
耕为生。众多的优良港湾和岛屿，利于海上贸易，因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
航海业，从事对外贸易。在希腊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就有许多关于航海的记载，
《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赛》生动地描绘了希腊人航海的情景。在航海过
程中，在与海上狂风恶浪的搏斗中，希腊人培养出个人的拼搏和冒险精神。
经商贸易则要求平等进行，但是强权制约下的贸易并不是交换，而是掠夺。
掠夺性的贸易往往激化为战争。因此希腊人崇拜《荷马史诗》中的战神阿伽
门农、阿契里斯、赫克托耳和充满冒险精神的航海英雄奥德修斯以及用暴力
维持秩序的宙斯。而在航海贸易的过程中，也滋长了希腊人强烈的功利主义
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反映在人们对待战争的看法上，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战
争观念。源于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航海贸易业，西方人产生了“功利主义”
战争观。而根植于农耕社会的汉民族则明显倾向于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
“伦理主义”战争观，其特点是把战争视为政治伦理和道德意识的特殊实践
领域 （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则属另一回事）。
在中国古代早期，商汤灭夏桀的“鸣条之战”是历史上最具有重要意义
的大事。它将原始的“民本”意识与战争溶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古代“伦理
主义”战争观的最早雏型。商汤要灭夏，对天下举出两条理由：一是夏桀暴
虐无道，荼毒生灵，丧失民心，罪恶深重，违反天意；二是伐夏是顺应民心，
执行上天的意志，替天行道，并非作乱。结果“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
天下”，给后人以极大震动。古代中国早期大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商汤能
迅速灭夏的原因提出许多看法，而夏桀“暴其民甚”以致“身弑国亡”是他
们一致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就是汉民族农耕社会经济
生活的正常秩序因夏桀荒淫无度、暴虐民众而遭到破坏，商汤顺应”时日曷
丧，予及汝皆亡”的民心，举兵灭夏，推翻暴政，恢复了农耕社会经济生活
的平衡。因此，正是鸣条之战把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极大影响的政治伦理体
系的核心——民本思想推上了历史舞台。至此，在远古神话时代依稀难辨的
原始朦胧的民本思想经过战争的洗礼，露出清晰之身姿，外显为一种具体思
想。与此同时，“民本”思想与汉民族的战争实践交汇融合，形成东方文明
独特的“伦理主义”战争观。
“牧野之战”是商纣重蹈夏桀复辙的直接后果，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再次
验证和强化了“鸣条之战”后人们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为“民本”思想在
历史中的稳定性奠定了基础。于是周朝的统治者在战胜并取代了商朝以后，
总结前朝失败以及自己胜利的经验，发现商以及以前的夏之所以失败，关键
在于失去了民心的支持，而商、夏的失去民心，关键又在于他们自己的失德。
正因为如此，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用康保民”，并且制定出周礼，将汉民
族以民本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后来儒家的“王道”
思想。周代以后，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对历代王朝
的政略和战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希腊民族根植于航海贸易业，具有强烈地追求财富的思想，为经商贸
易四处冒险。在经商贸易中发财致富起来的工商业奴隶主集团，对内强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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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由和民主，建立民主政权，参与政治生活，对外则要求进行争霸、征服
与扩张，掠夺钱财和奴隶，以敌方的繁荣培植自己的强盛和绝对的贸易优势，
因此希腊人拥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对待战争也以功利为目的，形成了“功
利主义”战争观。希腊文明后来扩展发展到今天的欧洲文明，古希腊民族的
“功利主义”战争观于是影响了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战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反映在用兵的最高境界方面就会产生明显的差
异。西方以百战百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东方的汉民族文化中却以“不
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即所谓“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虽然在古代西方的军事史上，在具体战争中有许
多迫使敌人投降的战例，但相比之下，他们从来没有像汉民族那样把不战而
胜自觉地提高到战略思想的层次并形成一种军事理论加以高度重视，从而凝
聚为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这点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在战
争领域最耐人寻味的差异。
汉民族根植于农耕社会。农耕生活艰苦劳辛，但却生活稳定且有保障。
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必须春种秋收，锄禾日中，汗洒沃土，收获即使
不能说使人殷实富余，但是只要风调雨顺，适时耕作，不误农时，就可有稳
定的收获，保证人们能够衣食有余，这也培养了人们追求稳定的生活方式的
意识。而要进行适时农耕，就必须有安定和平的环境，不能有“动”、“乱”
来破坏稳定的农耕生活，否则就无法做到适时农耕，就会使农耕经济生活秩
序失控。但农耕社会也不可能风平浪静，不可能没有内“动”、内“乱”干
扰，也不可能没有外敌窥视，战争肯定会爆发。
战争对汉民族农耕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维护和破坏双重相互矛盾的作
用，一方面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失控 （在古代中国往往表现为王朝的衰
落）要求战争作为一种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来恢复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
同时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屡屡进犯亦需用战争来抵御；另一方
面，无论内生与外来的战争都将造成人员伤亡，财物灭失，劳力缺乏，田地
荒废，黎民涂炭，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造成巨大的灾难。由于这种情
况在整个古代历史过程中一再重演，几经循环，故而长期以来形成了汉民族
对战争既需要又厌恶的矛盾心态。这种两极冲突的心态最明显不过地体现于
古代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古代同时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中。如《诗
经》中的《伯兮》以“伯兮伯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为开端，
对丈夫从戎远征充满自豪，字里行间荡漾着浓厚的尚武精神，然而到了尾声，
变成了“愿言思伯，甘心思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痗”的凄楚哀叹和深
沉感伤。《诗经·采薇》中的武士一方面意识到“靡室靡家，之故”，
于是毅然“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但同时却又悲伤
地感慨道：“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中集中反映
出战争给汉民族农耕社会带来维护和破坏的双重作用，以及根植于现实的既
需要又排斥的矛盾心态和尚武精神与厌战情绪的两极冲突。因此，汉民族要
求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又希望把战争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限制在最低限
度，如果做到那样也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最能实现这一目标，它自然也
就成为汉民族理想的战争最高境界。
古希腊民族热衷于海外贸易和海运业，他们从中获取生活需要的钱财和
商品，并从中暴发出一批工商业奴隶主。这批工商业奴隶主意识到强权制度
下贸易的掠夺性，于是他们也往往诉诸战争去掠取别人的财富，而欲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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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成功，那只有战争的胜利。而且如果自己不想被别人劫掠，那也只有战
胜对方，才不致于自己国土沦亡，人人去做对方的奴隶。虽然西方人也想以
最小的代价去取得战争的最大胜利，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汉民族那样把战争对
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性限制在最低限度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只是追
求百战百胜。
当一种文明诞生之后，势必在不同程度上渗透于该文明圈内的战争领
域。东方汉民族以民为本，注重伦理道德，求“仁”、求“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