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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大邑地区。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这就是两河口会议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进的北上计划并没有遇到像一些中共党史著作中所形容的来自张国焘的反对，当然也不存在像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到的那种争论不休和议而不决的情况。相反，由于张国焘此时的目的在于取得常委和军委的领导地位，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过草原，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
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
两河口会议并没有具体地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是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要想实现这一战略设想，
在这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苏联军事顾问李德明确认为这种做法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致危及苏联安全。更多的人仍旧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有退却、畏缩之嫌，因此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则考虑更多，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他明显地对红军在鄂豫皖苏区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失利仍然心有余悸。因此，他对打地方军阀部队似乎很有信心，但对北上要与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交战，却顾虑重重，以致在同意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之后，很快又开始拖延部队行动。
7月10日，一方面军已经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第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朱德、毛泽东等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为促使张国焘能确实执行北上计划，而且考虑到第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军力远较第一方面军强得多，中共中央于7月12日通过了张闻天的提议，在中央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之职，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张并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同时由第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总指挥和政治委员。这种安排终于促使张国焘开始与中共中央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的计划了。然而，事不凑巧，各部队很快出现了严重缺粮的情况，原定7月28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打乱。时间稍一耽搁，敌情紧接着也发生了变化，松潘战役计划遂因此而被迫取消。
松潘战役计划取消后，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加以第四方面军与第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明确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显然，中共中央经过在川、滇、黔半年多的征战，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到红军不适宜在这一地区创建根据地。特别是在红军的力量已经极大削弱，国际联络中断将近一年，而苏联影响已进入新疆的情况下，迅速北上创建根据地，努力取得国际的指导与援助，对于中共而言是再需要不过的了。为此，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它的意义。他在解释了西北地区具有“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等特点之后，特别说明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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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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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
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刚刚从川北苏区出来，人多枪多，数倍于中央红军，还没有经历过中央红军所遇到的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甚至不了解在少数民族区域建立根据地之困难，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因此他们的主张说到底就是想避免与国民党中央军交手。只是由于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还是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
由于张国焘等颇不满意会议的结果，因此会后便另生枝节，提出了一个避开北面胡宗南部，直接西去青海、宁夏和新疆的新建议。但如此一来，苏联方面赞同与否尚且不论，西去边远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中国本土，与中共中央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故毛泽东等断然反对。8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新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和《夏洮战役计划》，明确提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不仅红军全部长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必然会在粮食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造成严重困难，而且国民党军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去不利地区，以便于他可沿着黄河构筑封锁线与堡垒，这种做法“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故“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坚持并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战役行动，即要求部队进至甘南，并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区域，有计划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的广大区域。
但是，由于张国焘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人多势众，张在名义上又取得了军委总负责者的资格，中共中央实施部队调动、指挥及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多方掣肘。
8月31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及与第一方面军一同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等，认为甘南西固敌已有备，以第一方面军单独夺取，不仅不能制敌，反会为敌所制，而且左路军主力须3天后才能赶到班佑，其余部队至少要到14日才能跟上，故要求右路军就地休整，等待左路军，以免被敌截为数段。
中共中央得电后当即复电张国焘，说明：根据情报，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甚空虚，无多敌，从左路军所在下包座去西固不过5天，去岷州也仅6天，且“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故右路军仍将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为度，望左路军控制白骨寺及包座，如此控制两条平行东向路线，随时可与正在赶来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做有把握的作战，绝不会被敌截断。只要左路到达，即可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争取更大胜利。
不料，9月2日，张国焘电告徐向前、陈昌浩称：“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卅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队粮食只有四天。”故部队只能在原地不动，要求右路军派一二团兵力带工兵连赶至葛曲河右岸，利用那里的树林伐木造桥。但次日，张即电告徐、陈：“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他建议“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徐向前亦分析张国焘说葛曲河涨水无法渡河和部队缺粮等，均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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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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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右路军前锋一军团已离开巴西，进抵俄界。双方反复电商，就连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张国焘，说明“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
但是，反复协商无结果后，张国焘不仅坚持不愿北上，而且于9月8日直接下令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下。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胁迫中共中央听从他的指挥。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中共中央委曲求全，则地位全失，张国焘从此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反之，如果中共中央拒绝南下，徐、陈因在张国焘指挥之下，很难抗命不遵，而这时中共中央手中能使用的部队只有红3军团，两部兵力悬殊，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由于参谋长叶剑英先得到张电，中共中央得以预先对陈、徐做说服工作。陈昌浩与徐向前于讨论中也对张国焘的命令表示疑问，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与徐向前、陈昌浩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求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并说明：“行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