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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就要应付大约2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再加上山西阎锡山部、绥远傅作义部的十几万人，它即使扩大一倍，达到3万人之众，要对付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保卫如此之长的防线，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毛泽东却敢于如此设想。
促使毛泽东有如此大胆设想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北方的这些国民党杂牌军不经打，并且红军窃听电话和破译电报工作相当成功，对于敌人军事行动部署几乎了如指掌；二是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军连遭重创之后，明显地更加动摇和畏缩，并且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不想与红军作战。这说明红军完全可以通过统战策略分化各路敌军，使相当部分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结成秘密的统一战线，至少在战争中保持中立。
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过成功的尝试。可是在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统一战线的政策也随之取消了。在红军抵抗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历次战争中，红军曾有过许多机会可以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瓦解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最典型的是1933年秋至1934年初的那一次。当时，中共南方各个根据地已经先后陷落，江西中央苏区也处于严重危机关头。而这时，在江西中央苏区东方战线上的国民党主力第十九路军突然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为此，他们主动与红军联合，双方也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合作协定。一旦双方真正联起手来，国民党军对江西苏区之围自然容易被化解掉，南京政府要再度组织新的围剿将困难百倍。然而，中共中央这时却拘泥于共产国际前此的指示，拒第十九路军于千里之外，终使十九路军与红军为国民党各个击破，江西苏区也毁于一旦。
如今，情形已大不相同了。还在中央红军尚未进入陕北苏区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得到来自滇黔边红军第2、第6军团转来的电报。该电称，国际屡有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务必依据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和敌我力量对比，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实行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政策。而后，林育英又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实行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有关指示，其中关于中共应当实行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基本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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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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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
（２）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和最高的表现；
（３） 工农苏维埃改变为人民苏维埃；
（４） 改变富农政策。
有关林育英传达的国际指示内容，目前仅见于《林育英、张闻天二同志致四方面军电》，1936年2月14日。该电关于国际指示问题说明原文如次：“国际指示都是原则上的，即是：（1） 统一战线这是基本策略方针；（2）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表现；（3） 工农苏维埃之改变为人民苏维埃；（4） 富农政策。以上这些均已电达。”
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中共从此之后可以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火力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与前此政策上和观念上的种种束缚相比，中共和红军显然获得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毛泽东等更是盼此久矣。因此，他们刚一得知这一指示，就立即对周围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展开了积极的统战工作。
其实，还在林育英尚未到达之前，因红军主力必须南去与东北军作战，毛泽东等军事领导人就已经开始做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工作了。鉴于红军南移后边区北面空虚，在边区东北绥德地区之高桂滋部最具威胁，毛泽东等派马志明前往高部做统战工作。此举立即收到立竿见影之成效。高桂滋亲自接见了马志明，对马所述在“抗日反蒋”基础上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颇感兴趣，对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之秘密协约尤其赞同。得此消息后，毛泽东等很快致信高桂滋，提出了中共方面关于双方合作的具体设想，提供双方谈判。中共方面提议之要点为：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方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方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疋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11月下旬，双方代表很快通过谈判达成草约，后经双方上级正式批准，实现了两军之间的和平共处。
与高桂滋谈判的成功，使中共领导人更加看重统一战线工作。此时，红军直罗镇一役虽然大获全胜，东北军正面之师纷纷后撤，但其兵力毕竟相当之多，非各个击破不能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地对东北军实施分化瓦解工作，红军这时甚至不惜放弃可能的歼敌机会。就在红军准备再度围歼太白镇之东北军106师时，前受中共华北局派遣潜入106师工作的董彦文与前线红军接通了关系，向毛泽东等通报了106师师长沈克对于围剿红军颇多动摇的情况。故毛泽东等当即决定释放被俘之106师军官数名，向沈克办交涉，转达红军愿意与之谈判的意愿，决定“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只要沈克“同意反蒋反日则允许日后人枪如数退还”。不仅如此，红军甚至不等沈克表明态度，就主动撤去了对106师的包围，以示其诚意。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此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1月26日，张闻天致电毛泽东，提议：“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
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分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考虑到扩大红军之需要，前方军事领导人对上述提议略作修改后，开始大量散发据此制定的传单，以宣传红军对国民党官兵的政策。其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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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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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强盗占领咱们东三省后，又占领热河、察哈尔、河北，并吞整个华北，并且进一步要并吞全中国，使全中国人民都变成亡国奴！
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欺骗压迫你们来打抗日红军。同胞们！还是与红军联合去打日本，还是帮助卖国贼来打红军，为日本作走狗，使咱们中国亡国灭种呢？
同胞们！你们难道甘心让你们的家乡与父母妻子，受日本强盗的摧残与屠杀，使自己亡国灭种吗？
你们抛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帮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等来打抗日红军，得到了什么好处？
要去打日本，就要大家团结起来，不替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等作炮灰！
要去打日本，就要和红军联合，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立即派代表与红军苏维埃共商救国大计！
要去打日本，就不打中国人民自己的红军，在与红军作战时，缴枪给红军，与红军打日本与卖国贼去！
你们缴枪给红军们，无论是官长与士兵，红军一律不杀，要回家的发钱回去，愿留红军的按级任用，并享受一切同等红军的权利，自动哗变或拖枪到红军中重重奖赏，红军留心医治白军伤病官兵！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日甚一日，不仅整个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热河、察哈尔也先后落入日本人之手。到1935年，日本更进一步公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华北事变”，逼迫南京政府放弃对华北地区的统治权，蓄意吞并整个华北。抗日救亡，无疑已经成为全中国各政党、各军队、各阶级、各阶层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时刻，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自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更何况，红军此时面对的国民党军主力，正是当年不放一枪就仓皇丢掉东北老家，以后长期受到国人唾骂和良心谴责的东北军。中央红军还在同东北军在甘肃北部第一次交手时，就发现了东北军的这一特点。当时，红军前卫部队击溃了东北军骑兵一部，俘虏数十人，按照规定每人发两块大洋礼送回家时，俘虏们竟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早已无家可归。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东北军的官兵是很容易接受这种宣传影响的。正是利用这一心理特点，毛泽东这时甚至开始尝试着对东北军的高层将领做统战工作了。
这时东北军调入陕甘参加剿共的部队共有4个军，即第51军（军长于学忠），驻守甘肃兰州、天水一带，下辖113、114、118三个师；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担任陕北苏区西南一线之攻守任务，下辖111、108、109、106、120五个师，其中109师已被歼；第67军（军长王以哲），担任陕北苏区正南方向之攻守任务，下辖107、110、117、129四个师，其中110师被全歼，107师遭重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驻守甘肃西锋镇一带，下辖3、6、7、10四个骑兵师。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师（105师）和两个直属师（112、115师）。鉴于第57军之109师被歼，沈克之106师动摇，毛泽东遂于11月26日径直写信给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委托释放的该军军官带往，劝其“勒马悬崖”，速与红军议和。这封信很能反映中共领导人这时对敌我力量对比和统战工作的看法，因此颇值得详细引述。该信称：
红军为打倒帝国主义而战，为打倒投降帝国主义之卖国贼而战，全国民众为红军之是赖，是以江西一军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