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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
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反共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康泽等人相勾
结，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１９３８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ＣＣ派等国民党内的一
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７月，三青团在武汉成
立，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
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１９３９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
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
会谈。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
重庆影息一时。
１９４０年秋，贺衷寒住在重庆郊外，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
职，加上其８岁的二女儿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医院照顾女儿染病身亡，其心境极
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
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１９４１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
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肖作霖吃腊狗腿。肖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
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
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
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３个命根子。这３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
看守；同时他又让这３种力量互相依赖、相互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３个方
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３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
诚、汤恩泊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
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间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
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
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
‘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
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
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
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是湖南人，这也是他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
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
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贺衷寒对蒋介石也和蒋介石对他一样，都是看透了的。
但由于他们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完全一致
的。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
只是感到“壮志”难酬，忧郁不乐。
八、研究中国“积弱”的“病根”，竭力挽救蒋家王朝
１９４１年春，贺衷寒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
１９４２年９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６年。其间，曾于１９４１
年至１９４５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在劳动局长任期内，
虽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进行技术培训、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
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涉及到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调整，往往触及
到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因而成效甚微。有人曾用“劳动
局”３字撰写了一副对联来嬉笑劳动局的工作：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
辄得咎”，横批是“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后苦笑着说：“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
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１９４７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６月，人民解放军开始
战略反攻，蒋介石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
“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
大势已去，根本不与宣慰团照面，贺衷寒只好怅然而归。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１９４９年１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亦同时辞职。大陆解放前夕，
随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
贺衷寒在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
会实际问题，看到了不少当时中国社会的“积弱”，并就中国落后的实况、病根和
危机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后期革命的号角》
（在台湾出版时改为《中国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
脉”、开“处方”，但由于他反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不可能看到当时中国真正的
“病根”，也不能开出真正有效的“处方”，蒋家王朝依然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九、遭受流言，忧郁而死
１９５０年，贺衷寒出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他上任后，首先设立交通干部
讲习会，使交通工作人员接受专业训练；接着又制订了交通部所属各事业单位企业
化的政策，要求资金向最有利的方向投资，劳力往最有效的地方调配。随后，按科
学管理的要求，推出了职责契约制、资本责任制、劳动效率制、工作检核制、公共
关系制、资历管理制等一整套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在他任交通部长期间，还撰写
有《交通管理要义》、《交通管理论丛》等著作。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为以后台湾
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当然，贺衷寒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蒋介石集
团“反攻复国”服务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时，特别重视海洋船只
的发展，除充实所谓“国营”航运及辅导民用航运外，并成立打捞公司，重建复兴
航业公司，以备战时之用。
１９５４年，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之职，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１９６１
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６６年以后，任“行政院”政务
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闲职。这时，“湖南人有
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逐渐在台湾上层人物中传播。贺衷寒
本人亦有所闻。有人劝他晋见蒋介石，表明心迹。贺衷寒闻言，久久不说一句活，
继而自我表白说：“我贺衷寒前额有字，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是中国国民党的
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搞一个运动，必定有言论、有行动。我贺某未离开台湾一
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策的文章与言论，运动从何而来？……”忧郁伤感之
情溢于言表，好在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表面上尚能泰然处之。于是，他便于
１９７１年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仅留一个国策顾问。
贺衷寒的晚年，除偶尔出席几次会议外，平日在家，或读书看报，或练字作
诗，并戒除烟酒，注重身体保养，以求延年益寿。
１９７２年１月，贺衷寒忽感腰背骨痛，赴台北荣民总医院诊治，仍未见效。
及４月检查，断定为骨癌，遂转入台大附属医院治疗，贺自知去世已近，曾自我安
慰地对家人说：“我已７２岁了，不算短命吧！”随后，病势日渐恶化，处于昏迷
状态，于５月１０日在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