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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起，以后各代皇帝都封孔子后代为奉祀孔子的
专官，代代相传。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
追封孔子爵位的开始。到明帝水平二年 （公元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国
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以后祭孔成了传统的活动。读经与尊孔结合在一起，对
中国社会影响极大，这种传统势力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遭到冲击
而动摇。
2。两汉的学校
（1）汉代的官学
汉代的官学分为两种，中央直接办的官学有太学和特殊性质的“鸿都门
学”与“宫邸学”。地方政府办的官学是“郡国学”，另外还有“校”、“庠”、
“序”等学校。
汉代的官学，经过汉初学者的提倡，到汉武帝后开始建立，东汉以后才
得到初步发展。刘邦称帝之初，陆贾建议“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
①
之仪，明父子之义” ，文帝时，贾山上书建议“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
②
之道” 。以后贾谊、晁错都提出兴学的建议，当时虽未实行，但对汉武帝
推行官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太学。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齐土之大者，莫大乎太学，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
①
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开办太学，设在长安。自武帝以后，西汉各帝均重视太学，博士弟子的名额
不断增加，据《三辅旧事》载：“汉太学中有市有狱，在长安门东，书社门
立五经博士弟子万余人。”足可见其规模宏大，为汉时最高学府。
① 《道基篇》。
② 《汉书·贾山传》。
① 《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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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迁都洛阳后，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洛阳开阳门
外重建太学。《后汉书·翟酺传》载：“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大学博士
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 （公元58—75年），亦
尊师重教，昌明经学，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明帝亲临太学讲学，“冠
②
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以万计” ，形成空前的盛况，甚至匈奴
也派遣子弟入京求学。汉代的教育至此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东汉和帝之
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以致太学命运不济。安帝时（公元106—125年），
学舍颓废破败，博士不讲学，学生自由散漫。太学校舍荒废，一片杂草丛生，
成了放牧的地方。顺帝永建六年 （公元131年），由于翟酺、庄雄的建议，
重修校舍，并扩建240栋，共1850间。另外扩大生源，除太常、郡国官吏
继续选送外，又增加公卿子弟及明经下第两种，并增加太学生的俸禄。这样，
太学才又兴旺起来。
在太学中教授学生，讲授经书的是“博士”。“博士”最早见于战国，
是对学者的泛称，并不是官名。战国末期，各国为求贤辅政，设立了博士官，
参与议政，博士就由学者变成了官职名称。秦王朝时，博士为奉常的属官，
备咨询，为朝廷的文化官吏。汉初承秦制，博士不限于经学，任博士者也不
限儒家。博士的选用，或由征聘，或由荐举，或由选试，或以诸科始进，或
由他官迁升。文帝时设置传经博士，如申公、韩婴为《诗》博士，晁错、欧
阳生因通《尚书》而立为博士。另外，《论语》、《孝经》、《孟子》、《尔
雅》皆设置博士。贾谊因长于文学，通诸子百家之书，也被任为博士。同时，
儒家也可兼学儒学之外的学说。如晁错既学申、商刑名之学，后又跟伏业学
习《尚书》。景帝时，辕固生以治《诗》而立为博士，胡母生、董仲舒立为
《春秋》博士。此一时期，博士的选择、弟子的推选都尚无定制。
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后，“五经”为“法定”的经典，儒家便垄断
了博士职。到太学开办时，博士的职责是“作经师”，以传授经学为业。博
士之长，秦时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博士很易升迁，内迁可任太常、侍
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王的太傅或刺史、州牧。许多人由此而得高官。
西汉博士官的选择和任用，是用征拜或荐举的办法，不用考试，以名流
充当。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定了选用标准：“古之立太学，将
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
①
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 东汉时，对博士的选择更加注意，举荐
者必须写“保举状”，被荐者还要考试，量才录用。它规定被荐者要具有一
定道德，通晓《论语》、《孝经》、《尚书》、《易》，有广博的知识；没
有什么疾病，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行为合乎四科标准（指东汉选拔人才的
淳厚、质朴、谦逊、节俭四种品德）；年龄要在五十岁以上。一般来说，汉
②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① 《汉书·成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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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博士都要求专长一门经学，并且是当时的名流学者。
汉代博士传经，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必须遵守师法和家法。在博士传授
时，只凭口授，但口耳相传，难免有误，想有所凭借，就不得不遵从大师所
讲的经说，这便成了“师法”。然而学者仅限于“师法”的传授，难免拘于
一见，对新的见解，不能发挥，于是又另立一家之学，称为“家法”。皮锡
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先有师法，而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
者衍其流。”即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如《春秋》
经有颜安乐、严彭祖被立为博士，那么其学说可称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
子更为章句，发展有“颜氏公羊”、“严氏公羊”，这便是家法。因此，“师
法”重传授，明本源，“家法”重立说，争派别。所谓遵守师法和家法，就
是传经者绝对不能更改老师的学说，掺杂异说。否则，就成不了博士，即算
当上后也会被取消。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后改师法，便被取消入博士
的资格。又如张玄任公羊颜氏博士，讲授时，兼讲了公羊严氏、公羊宣氏的
学说，被揭发为不守师法而遭罢免博士之职。
汉代博士的严守师法、家法，对于儒学经业的专门研究，具有一定作用，
使得经学越来越严密，异学纷呈，出现“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现象。但
是各立门户，互不沟通，易抱残守缺，甚至互相排挤。在一些细微之处，矜
奇炫博，大加解释，“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①，尤其如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
②
古’三万言” 。这种极其繁琐的现象，大大加重了学生负担，有的终生竟
读不完一经。这种支离破碎的繁琐的章句研究，大大束缚了人们的头脑。
汉代的太学生，在西汉时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为“弟子”，东汉时
称为“诸生”或“太学生”。当时太学生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官府正
式招收的，“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另一是地方
选送的，“郡国县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
得受业如弟子”。这些地方选送的没有官俸，一切开支要自给，所以在太学
里也有贫穷的学生。例如儿（倪）宽为了自己读书的费用而替同学烧饭；西
汉翟方进在太学里的费用靠他母亲在长安织鞋供给；东汉的公沙穆、桓荣、
庾乘等人，也因缺钱粮而替人作佣工来维持太学生活。另外，若有智商超群
的儿童，虽未满18岁也可以补进太学，所以在东汉有童子郎的称号。当时
太学生有寒忙假，一年中春秋二季上学。
太学生设置的人数，在汉朝各个时期亦不相同。汉武帝元朔五年最初为
50人；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末年增加到200人；元帝因喜好儒学而增加
到1000人；成帝末期为3000人。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公元前
4年）替太学生筑校舍，规模宏大，能容纳学生万余人。这是我国历史上大
① 《汉书·成帝纪》。
② 《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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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建筑太学校舍的开始。东汉初年，光武帝、明帝、章帝尤好儒学，太学
生教育更为发达。到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后下诏，令郡国举明
经，年50以上、70以下者至太学受业，并令大将军至600石之官，统让子
弟入学受业，使得人数激增。至恒帝时，太学生人数竟达到3万人。短短300
年的历史中，太学生人数由50人增至3万余人，如此发达的太学教育，在
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