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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兴时废，入学条件也比较苛刻，再加上缺少启蒙之学，因此，就读私学者
人数远远超过官学人数。
汉代的私学一般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是蒙学阶段，目的是识字习书，
相当于现代的小学阶段；第二是读《论语》、《孝经》阶段，目的在于接受
封建道德教育；第三是读经阶段，目的在于进入仕途，治理国家，相当于现
代的大学阶段。
学童在蒙学阶段学习的学校称作“学馆”、“书馆”、“书舍”或称为
“小学”，教师称为“书师”。这一阶段主要是识字习书。小学所用的字书，
主要有《仓颉》、《凡将》、《急就》、《元尚》等篇。汉初，由闾里塾师
将秦时的 《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合而为一，断六十字为
③ 《后汉书·李忠传》。
④ 《后汉书·伏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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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凡五十五篇，仍叫《仓颉篇》，共三千三百字。由于书中同一字出现
较多，西汉末年扬雄又作《训纂篇》，后由班固加以修改；但直到东汉和帝
永元时贾鲂作《滂喜篇》，复字才减。后人将汉代的《仓颉篇》、《训纂篇》
和《滂喜篇》合称为《三仓》（又叫《三苍》）。大抵四字一句，两句一韵，
便于诵读。现在全书已佚亡。
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以三字或七字为一句，此书到宋代已
佚。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又叫《急就章》），内容包括姓名、
衣服、饮食、器物、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方面的
应用文字，全文押韵，且无复字。《急就篇》所选用的字，反映了秦代的社
会生活，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同时，它用韵语把日常生活运用的字汇编在一
起，便于记忆，且又实用。此书成后，立即风行全国，甚至边疆戍卒也用它
来学书识字。并且此书成为汉魏以后儿童的通用字书，直至唐代才衰微。《急
就篇》为我国儿童的识字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世南朝梁人周兴作的
《千字文》，北宋时的《百家姓》，宋朝王应麟（一说为区道子）的《三字
经》等等，都是以《急就篇》作为参考的。
学童学完字书后，就可以应试作小官。汉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
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或史书令史。
所谓六体，指的是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六种字体。另外，
学童也可以继续深造，进一步学习《论语》和《孝经》，接受道德教育，如
①
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这类例子很多。
读完《论语》、《孝经》之后，既可以入仕为吏，也可以继续入太学深
造，或投奔私家经师，专攻一经或数经，主要是六艺。
汉代的私学，相当于官办太学的是由经师大儒自立的“精舍”或“精庐”。
这类情况因经师情况不同而各异。有的是居官讲授，如董仲舒一面作博士
官，一面收徒讲学；又如东汉的河内太守牟长，他的学生多达一千多人。有
的是从政不能而进行讲授的，如东汉程曾“受业长安，还家讲授，会稽顾奉
②
等数百人，常居门下” 。又如任安“少游太学，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
而至”。有的则一面从师受学，一面授徒讲学。而更多的则是不求闻达，以
讲经为目的。如西汉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受
③
业者千余人” 。樊英“隐于湖山之间，受业者四方而至”；公沙穆“隐居
④
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 。还有甄宇父子、杨震父子、桓荣父子等都是世
代以教授为业，为时人所称誉。
东汉私人讲学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妇女讲学，其最突出的代表是班昭和
① 《后汉书·范升传》。
②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③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④ 《后汉书·方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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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琰。班昭，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系史学家班彪之女、
班固之妹。班昭博学多才，与马续共同完成 《后汉书》中的《八表》和《天
文志》。在和帝时，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曾下诏设立宫邸学的邓太后也
出于班昭之门。班昭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女史学家，而且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
位女教育家。另一位则是汉末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之女蔡琰，字文姬，陈留
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她精通音律，学富才高，记忆力超人。曾诵忆缮写
四百余篇诗书让曹操的官吏学习，文无遗误。蔡文姬虽未开门授徒，然而她
以笔传授，可以说是开后世函授之先河。
汉代私学中的学生，可分为“及门弟子”和“著录弟子”两类。“著录
弟子”只须把自己的名字录在名儒、学者名下即可，不必亲来受业。所以一
般名儒的著录弟子多达万人。这便开了后世的“拜门”之风。而“及门弟子”
才是名儒、学者亲自教授，有的也通过高业弟子转相传授。如董仲舒“使弟
①
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 ；东汉马融“门徒四百人，升堂进者
五十余生，乃使高业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在私学中，教学内容比官办学校中更为丰富，内容不限于今文经，也可
讲授古文经，同时还可讲授黄老、图纬、天文、星历、法律等知识。如东汉
杨厚、讲授黄老之学，门生达3千人；钟皓讲刑律，门徒达千余人。汉代的
学说十分丰富，这与私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在汉代的私学中，师生关系也是十分融洽的。汉人十分注重人性和伦
理。在私学中，要求学生尊敬教师，严守师法和家法，这与太学大致一样。
当师长获罚下狱时，学生常上书诉免，甚至要求代死。如东汉司隶校尉虞诩
被宦官陷害下狱，其门生百余人举幅叩头，血流满地，为老师诉冤，虞诩即
日被释获救。师长死后，门徒常常服丧三年。私学中老师对学生也是十分关
心的。如东汉侍中赵典，每次得到奖赐时就资助那些贫穷的学生。可见在私
学中师生关系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这种融洽的关系对中国以后的师生关系
有着很大的影响。
（3）汉代的学风
先秦诸子经典经秦始皇的一场火劫后，项羽入关，又用一把复仇的火
焰，将秦代仅存的古典文献化为灰烬。经过两次文化浩劫，到汉初古代经典
已是残缺不全。但到汉兴时，惠帝除挟书之禁，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建藏
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则遣使搜求天下之书，百年之间，书积于山。经
过一些名儒的校订、整理，不仅把古代经典整理好了，而且在校订工作中积
累了经验，使治学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如刘向、刘歆父子校阅古籍，
编成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史——《七略》，开目录学、校勘学之端。通
过对先秦古籍的整理，诸子百家之说才得以传之后世。在整理过程中，对于
培养汉代人的学风，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① 《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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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优良学风的起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是：“疑经而不敢强通”。
由于博士讲经，必须严守师法和家法，防止混乱源与流的关系，因而就养成
了“明本源，防伪冒”的学风。另外博士教学，以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
义为主要的教学形式，也就体现出互相讨论的学风。因而在学术上要明辨是
非，许多学者就本着这种精神去辩论，即使对于有权势的人也不屈服，这就
形成了一种“重是非，不畏权势”的学风。西汉末到东汉初，由于古文经没
有取得官学地位，引起今、古文之争的辩论风气，使得古文经在私学和民间
扎住脚跟，在学术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同时出现了许多突破师法、家法的学
者。他们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而是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
读，开汉代学者之新风气。如班固16岁入太学，“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
①
举大义而已”，使得他成为汉代的经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又如张衡“通
②
五经，贯六艺”，且常与同学好友崔瑗精心研究天文、历算，使得他成为
汉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候风地
动仪。这种自由研究学术的风气，使得汉代培养出了不少的大学问家和科学
家，促进了汉代文化的发展。
但是，汉代学风中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例如过分探究章句，遵守师法
和家法，不免弄得章句繁杂，枝叶蔓衍，而形成门户之见，甚至陷入专己守
残，互相攻讦之中。又如过分讲究考据，又不免烦琐而支离破碎。
汉代的学风，由专习一经发展到研习各经，由重注释发展到重考据，利
弊各有。而其中的自由探讨，刻苦钻研，不随声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