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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制度，创办了一些学校。
（1）国时期的学校
三国时期，战争频仍，儒道衰落，但仍继承两汉旧业，兴办了官学。
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称魏王，第二年即于邺城南建造泮
宫，这是一所非正式的太学。东晋的瘐亮对于曹操的这一举措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他说：“魏武帝于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
①
然犹留心远览，大兴学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 然而，这种非
正式的太学，虽有博士，但“无所教授，兵戎未■，人并在公，而学者少”
②。及至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始于黄初五年 （公元224年）正式于洛阳设
立太学。初入学的叫“门人”，两年后考试通过一经的称为“弟子”，不通
一经的则被退学。这等于说“门人”还不是正式太学生，只有“弟子”才是
正式太学生。太学实行“五经”课试的办法，每过两年考一次。过二经的可
以补文学掌故，过三经的可以擢高第为太子舍人，通四经的则可为郎中，五
经全通的，则随才叙用。每次考试不合格的，允许下一次再考。这种考试制
度是继承了东汉恒帝永寿二年的课试办法。
曹魏的太学不论是教师（博士）还是学生（弟子），其质量都较差。博
①
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学多褊”。明帝时（公元227—236年）
高柔曾上书指出当时博士不足以“崇显儒术，帅励怠惰”，建议“宜随学行
②
优劣，待以不次之位，以劝学者” ，可见当时博士遴选不精，人们都“不
复尊以为师”。而太学生人数由最初的几百人增至后来的几千人，其中大部
③
分是为逃避服役而来，“冬去春来，岁岁如是”，而不是来专门求学的。
正始中 （公元240—249年），刘馥上书说：“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
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经，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学者虽
④
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可见官办太学的质量是很差的。
曹魏时期的地方官学自曹操掌政后实行，他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
诏令各郡国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秀者而教之。据《管辂
别传》记载，仅冀州地方官学中就有学生400多人。
蜀郡自汉时太守文翁首创郡学，教育已很发达。公元221年，刘备称帝
①
建立蜀国，“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他于是“鸠合典籍，沙汰众学”
立太学，设立博士，在各州设置“典学从事”，总管一州的学校教育。当时
① 《宋书·志四》。
② 《通志》。
①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
② 《三国志·魏志·高柔传》。
③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
④ 《三国志·魏志·刘馥传》。
① 《三国志·许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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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有许慈、胡潜等，“典学从事”有尹默、谯周等。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下诏设立都讲祭
酒，以教学诸子。永安元年 （公元258年）景帝孙休下诏说：“古者建国，
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
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
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以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
②
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弟，加以位赏。”但据 《三国会要》记载，这一
诏令只是一纸空文，并未实行。吴国的地方官也曾提倡办学，例如奋威将军
孙瑜为丹阳太守，让官吏子弟二百多人师从笃好古籍的马普，“遂立学官，
临飨讲肄”。
尽管三国时期的太学和地方官学不很发达，但仍有不少著名学者。如魏
国乐详博通五经，解答质疑时，常以杖画地，牵譬引类；又如精通《春秋公
羊》的严干和擅长《左氏传》的钟繇常常进行辩论。蜀国的名家向朗，“潜
心古籍，孜孜不倦”，八十多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吴国的阚泽“儒
学勤劳”，朝廷对经典有疑问就常向他请教。这表明三国时期出于对政治的
需要，在文教方针上仍然是崇尚儒学的。
（2）两晋的学校
公元265年，晋朝建立。公元280年灭吴，一统中原。西晋王朝，比较
重视文化教育。晋初承魏制，中央设立太学，有博士19人，由太常博士领
导。这时期盛行王肃的经学，他所注的《尚书》、《诗》、《论语》、《三
礼》、《左氏解》、《易传》等都立为官学。太学中人数到太始八年（公元
272年）已达到7000余人。学生有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散生等称
呼。散生是凉州所辖的四郡和西域人，可见当时招生范围之广。咸宁二年（公
元276年），设立国子学，取法《周礼》，“国之贵族子弟，国子受教于师”。
这是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门为士族子弟另立学校的开始。当时国子助教曹
①
思文说，“太学之与国子学，斯时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是为了“辨
其泾渭”，才于太学外另立国子学。惠帝元康元年 （公元291年）规定：五
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入太学。“两学齐列，双宇
②
为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 ，“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由此可知，
国子学是士族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在教育上的具体体现。咸宁四年，国子学
设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选择国子博士的标准是“履行清淳，
通明典义”，并且必须是高级贵族才有资格。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并存，
是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士制度，重视门第阀阅的必然结果，使汉代单轨制
的太学，至此成为太学与国子学并存的双轨制。后来八王之乱，学业渐衰。
② 《三国志·吴志·孙休传》。
① 《南齐书·礼志》。
② 潘岳： 《闲居赋》。
… Page 64…
到国子监中骑攻下洛阳后，一时间太学与国子学都被毁，成为灰烬。
东晋偏安江左，依靠士族势力得以维持。士族自魏开始谈“玄”，而东
晋比西晋尤加厉害，“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
检”。 《晋书·儒林列传序》中指出：“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
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
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学者都主张复兴
学校，戴邈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未进后生，
目不睹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指出了当时礼乐废弛的情况
和后果。他用“文武迭用，久长之道”的思想，驳斥了一些人“以天下未一，
非兴礼学之时”的片面思想；为了“荡近世之流弊”，他主张“笃道崇儒”。
另外，主张兴学的还有荀菘、袁环、冯■、谢石、殷茂等人。玄学的风行以
及其与儒学的矛盾，已不单单是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了。统
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也认识到要维持统治必须要复兴儒学。元帝、明帝、成
帝、孝武帝等都为此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战乱四起，终无大的成就。
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废国子学，专设太学，博士为9人。末年
又增设《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1人，合计博士为11人，以后再增
至16人。自永嘉之乱后，汉时的今文经学多已丧失，太学的博士都讲授郑
玄、王肃、杜预、服虔等人所注的古文经学。这时，王肃所注的经学也失去
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王弼注的 《周易》、何晏注的《论语》、杜预注的
《左传》等郑玄学派的“郑学”。此时尽管有兴学之名，但“东序西胶，未
闻于弦诵”。至淝水之战后，孝武帝采纳谢石的建议，于太元十年（公元385
年），重开国子学。国子学与太学才又开始并存，但两学的学生都不多，总
共也只不过200多人。
两晋的地方官学，主要是由各地的长官开办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如凉州长官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置崇文祭酒。预章太守范宁，设
立学校，学生达一千多人。地方官学中办得最好的是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办
的学校。他“革清谈之俗，还孔孟之教”，选置学官，修建校舍，凡是大将
的子弟都令其入学，他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