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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内还有一些活儿要干，所以他并不在乎下雨。那是一系列的零碎杂活——修管子、查电路、补帘子，这儿要拧紧，那儿要放松等等。他父亲在地下室里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工具间，里面有全套的工具与家用五金。
基思发觉自己很喜欢干这些零碎活儿，这给予他一种成就感；他已有好些日子没有这种感觉了。
他开始给房子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换上新的橡皮垫圈。他想，也许其他的前高级情报官此刻并不在干这活儿，但这活儿不动脑子，正好给他时间思考。
上一个星期过去了，平安无事。基思注意到巡逻警车不再驶过他家门口，这恰与安妮出门在外巧合，说不定克利夫·巴克斯特也去了博灵格林，但他心里却有些怀疑。他怀疑这点是因为他了解巴克斯特这类人。克利夫·巴克斯特不仅是具有美国小城镇最坏传统的那种敌视知识分子的人，而且从他个人来说，巴克斯特也不愿意去一个他妻子在婚前与别人同居了四年的地方。
换一种人也许会安然地想，自己的妻子在大学的四年不过只有一个情人，并未与球队的全体队员都上过床。但克利夫·巴克斯特可能认为他当然应当对他妻子的婚前性行为感到恼火。无疑，他的女人在嫁给他这位优秀先生之前是不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的。
基思考虑过开车去博灵格林。如果他俩要相遇的话，还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好呢？不过，她说过回来之后来看他的。而且，还有可能克利夫·巴克斯特陪她一起去了，为的是监视她，并为了要看到她在带女儿游览博灵格林城和大学校园时的难受心情。当温迪·巴克斯特宣布她已申请去她妈妈的母校读书并被录取时，巴克斯特家真不知发生了怎样的争论；基思只能想象当时的情景。
基思也明白，现在安妮·巴克斯特的一双儿女都已离家上了大学，她必须思考一些问题了。安妮在她不久前的一封来信中暗示过这一点，不过只是说：“决定是否要完成我的博士课程，或者找一个有工资的全日工作，或者做一些已经搁置了太久的事情。”
基思心想，也许正如威尔克斯牧师所说，有一种宿命在起作用；生活看上去像一团乱麻，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基思·兰德里回到斯潘塞城毕竟与安妮·巴克斯特家里突然冷清起来形成一种巧合，不是吗？但这两件事的汇合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基思从安妮的信中得知温迪即将离家去读大学，或许就是这个消息不知不觉地影响他做出了回家的决定。另一方面，他被迫退役也可以发生在两三年之前或者两三年之后。但更重要的是，他已做好改变生活的准备；从她信中的语气可以看出，她早就有这样的准备了。因此，这是一种巧合、一种下意识的安排，还是一种奇迹？毫无疑问，三者兼而有之。
他对于行动还是不行动、等还是干举棋不定，感到苦恼。他在军队中所受的训练教会他行动；他在情报机关中所受的训练教会他忍耐。“播种有时节，收获也有时节。”主日学校的老师曾经这样说。情报学校的教官也说过：“错过任何一个，你都会一事无成。”
“阿门。”
他为最后一个水龙头换好了垫圈，停下来到厨房的水槽里洗手。
他曾应邀在劳工节①去几英里之外的贝蒂姨妈家参加一个烧烤野宴。天气不错，野宴上的牛排味道鲜美，色拉全是家制的，甜玉米也是刚摘下来的时鲜货；这种玉米的成熟要比普通玉米早得多。
①美国的劳工节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约有二十人出席了烧烤野宴，其中大部分基思都认识或听说过。有些男人与他同龄，不到五十岁，看上去却很苍老，这让他吓了一跳。野宴上还有不少孩子，那些十几岁的男孩似乎对他在华盛顿的经历很感兴趣，都问他是否到过纽约。他们对他在巴黎、伦敦、罗马、莫斯科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经历似乎并不感到好奇，因为这些地方太遥远了，与他们毫不相干。关于他的职业，大家从他父母那儿听来的大多是说他在外交使团工作。并非每个人都理解这说法的确切含义，他们同样也不会理解他最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事实上，他在陆军情报部、国防部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有二十多年；随着每次的调动和晋升，他自己也越来越不理解他工作的性质了。当他还是一名特工、一名间谍时，工作的性质一清二楚；职位升高了，它反而变得模糊起来。他曾经出席白宫的会议，与会者来自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情报研究所、情报评估小组、国家安全局（并非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十个情报机构，其中包括他以前的工作单位——国防部情报局。在情报界，机构重叠意味着最大限度的保险。有十五个或二十个不同情报机构及分支机构同时工作，还会全然不知某项重要的情报吗？小事一桩。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国际情报界的局势像一股水流，尽管可能浑浊不清，却朝着一个方向流动。大约从一九九○年以后，局势不但浑浊不清，而且成了一潭死水。基思心想，这种状况四五年来倒使他免于迷惘和尴尬。他的最后一项使命是在一个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认真研究如何实施一项给前克格勃高级官员发放秘密养老金的计划。他的一位同事把它说成是“为我们以前的敌人实行的某种‘马歇尔计划’①”。只有在美国才会这样。
①马歇尔计划：二次大战后美国所制定的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
总之，那次劳工节的烧烤野宴是在黄昏时候以一场棒球赛结束的；比赛在贝蒂姨妈家的院子里草草布置的临时棒球场上举行。基思在那里过的一天比他原来想象的要愉快。
唯一真正使他感到别扭的是野宴上有三位单身女子。他的三表妹萨莉，三十岁了还未出嫁，体重一百七十磅左右，但却讨人喜欢。两个离了婚的女人，一个叫珍妮，有两个孩子；另一个的名字不幸也叫安妮，没有孩子；她俩的年龄都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长相都很漂亮。他明显地觉得，她们出席野宴“并不是要享用家制色拉”。
说实话，珍妮聪明伶俐，非常像个假小子，打得一手好棒球，跟孩子们合得来。基思曾听说，对一个人的判断，孩子们和狗常常比同龄人更准确。
珍妮告诉他，她替人干一些打扫房间的轻活儿赚些零花钱，如果他需要帮忙可以给她打电话。他答应了。事实上，一个过了不惑之年的单身汉在这地方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同时人们不免对他的性能力以及他是不是同性恋者做种种猜测。至于珍妮对此是怎么想的，基思不得而知，但他认为她想摸清他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些奇怪的是，基思自从归来之后，就觉得自己应该忠于安妮·巴克斯特。对他来说，做到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他不会去追逐别的女人。另一方面，为谨慎起见，他感到应当对别的女人表现出一点兴趣，以免人们在心目中把基思·兰德里和安妮·巴克斯特联系在一起。所以，他记下了珍妮的电话号码，对姨妈表示了谢意，又向众人一一告别，最后离开了野宴，任凭他们对他做各种猜测。他过了一个愉快的劳工节。
基思到家之后，刚要上阁楼，就听见门铃响了。他朝窗外望去，看见一辆陌生的汽车——一种灰色的小型客车。一个长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廊上，手里拿着一把收起的雨伞。他走过去开了门。来者身材瘦小，戴着金丝边眼镜，头顶中央全秃了，四周却长着一圈长长的棕发。这人说：“那场战争是令人恶心和不人道的，但我为曾经把你称做‘屠杀婴儿的刽子手’表示歉意。”
基思听到熟悉的声音，笑了。“你好，杰弗里。”
“听说你回来了。道歉永远不会太迟。”他把手伸出来，基思与他握了手。
基思说道：“快请进屋。”
杰弗里·波特脱去身上的雨衣，把它挂在门厅的墙钉上。他说：“这么多年没见了，我们从哪儿说起呢？”
“从你的头秃了说起吧。”
“可我人没胖。”
“是啊，你没胖。左翼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尿床的共党同情分子总是干瘦的。”
杰弗里大笑。“我已经二十年没听到这些好听的话了。”
“那么你是来对了地方，准赤色分子。”
他们俩都笑了，这时两人才想起来拥抱一下。杰弗里说：“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基思。”
“谢谢。我们去弄点啤酒来。”
他们走进厨房，把啤酒装进一个手提小冰箱里，然后把它拎到门廊上。两人坐在摇椅里，一边观雨一边喝啤酒，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最后，杰弗里开口道：“这些年的时光都跑到哪里去了，基思？我这话是不是老生常谈啊？”
“嗯，是老生常谈，但又不是。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俩都太清楚时光跑到哪里去了。”
“说的是。嗳，我当初抨击你的那些话太激烈了一点。”
“我们的话都太激烈了一点。”基思回答道，“当时我们年轻，充满激情和信仰。我们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我们知道个鬼。”杰弗里说，又打开一罐啤酒。他接着说：“我当时认为你是中学和博灵格林州立大学里唯一跟我差不多聪明的人。”
“事实上更聪明一些。”
“不管怎么说，那就是我看到你愚不可及时会这样生气的原因。”
“我也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聪明的家伙会接受激进派的全套鬼话，却不动脑子。”
“我没有全盘接受，基思，但我进行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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