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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我只好让人去叫兄妹俩来。兄妹俩一进房门便扑到老人身边，一边搀扶，一边上下打量，关切之极地问：
“他们没怎么样吧？”
“放心吧，我看这位带队的小同志也是干部子弟吧？很讲道理，很有水平呦！”老人真到位，努力拉近双方情感，又不失时机表扬人。老人不理会我有些不以为然的态度，又用埋怨的口气对兄妹俩说：
“噢，你们把我写给聂元梓同志的信给小同志看一看嘛！你们真是不行，连个事情也说不清楚！”
兄妹俩从身上拿出老人的信交给我。老人的信写在红色竖格浅黄色宣纸信笺上，书法很是讲究，信的大意是：
“元梓，很希望你能回家来住。我还是很爱你的。如果你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我也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绝不拖累你。但你拿了孩子们的东西请还给他们，孩子们多次要去北大找你，我都劝阻过……”
我反复看着信笺上的浓墨书法，想着来以前何本方说的别管人家的家务事，感到老大没意思。便转向兄妹俩：
“你们去要什么东西？”
“那是两年前空军从香港捎回来的一只女表，很贵重。是刘亚楼叔叔送给我结婚时用的礼物。”当哥哥的那位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40年后的2006年，当我开始撰写自己的“文革”回忆录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吴溉之曾在1946年时奉中央命令在东北创办中共军队的第一所航空学校，那就是中共空军的前身，吴溉之应当是中共空军的元老。刘亚楼那时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参加了创办航校的工作，解放后被任命为空军司令。所以，刘亚楼不仅与吴溉之是湖南老乡、红军战友，而且有组建新中国空军的工作渊源，交情匪浅。我才真正明白了吴家何以那么看重那只女表。
接着兄妹俩又向我简单说明了去北大的经过。原来老人家和聂元梓结婚时，兄妹俩和身边工作人员都坚决反对抵制，关系一直紧张。当他们发现聂元梓不断从家里拿东西到北大，竟然拿走了刘亚楼送的表，就坚决要去讨还。老人家没办法才写了那封信……没想到聂元梓交给他们的手表竟被摔坏了！兄妹俩气不过，便与聂元梓闹起来。兄妹俩越说越气，当着我们大骂聂元梓：“这个坏女人，太毒了！她困难的时候找关系来巴结我们家，现在翻了身又来糟害我们家，迫害我爸！”
“好了！我们不是来听你们家的控诉会的！”我发觉满屋子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兄妹俩的控诉。突然觉得抄家要泡汤！老聂就在大门外的车上，回去怎么交代？我赶紧打住兄妹俩的话头，转向老人家：
“告诉你，我们这次来的任务，一是要抄家，二是严令你管束子女不能再去北大闹事！”
“小同志，我来告诉你，我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我家里的所有文件都是绝密！你可是动不得呦！”老人家也是立即制止了还想说话的兄妹，转向我十分严肃地宣布纪律。
“抄家又不是抄文件。我动你的文件干吗？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我们抄家没动你的文件也得有个手续凭证。凡是放文件的柜子一律封存，你要签字！省得将来说我们动了你的绝密文件，吃不了兜着走！”我因进门之前已经有了绝对不越轨的准备，老人家一提醒，我马上回应。
说办就办。吴家工作人员找来了纸张和北大红卫兵们一起裁出纸条，写上封条年、月、日，再加盖我带来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公章，按老人家指点的文件柜、办公桌，看也不看，一一封存。然后写好字据，老人家和我签了字。一件对我来说可能影响一生的政治事件就这么圆满地解决了。40年来，每每想起这一幕，就庆幸万分！别说当时20岁的毛头小子抄了老人家的文件，就是没动文件，但没有双方签字的手续凭证，后来的麻烦可就大了！幸亏我当年读书的法律系是绝密专业，脑子里好赖还有个绝密的概念。也幸亏老人家心存对娃娃们的善念，及时提醒。
封了文件柜，总得还抄点什么才算得上抄家。我在老人的客厅和书房中草草看了一圈，没收了一副木盒子装的麻将牌（涉嫌赌博），一个木制类似八卦模样的古董（涉嫌迷信）。拿起那个放在桌上早已掐了线的“红机子”，心想抄家的东西少了点，分量轻了点？猛地想起聂元梓还交代要把老人家的那辆吉姆车开走。哈，那可算是个大物件了！
“你车库里的吉姆车，你已经没资格再用了，我们要开走交回国家！”
“汽车本来不是我个人的，国家配给的。我的身体不好，也不出去，你们开走吧。”
“还有一盒麻将牌、一部红机子、一个木八卦，需要你在抄家清单上一并签字。”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应该拿走。”老人很爽快地边说边在清单上签字。
这时，陈宝华进来把我叫到屋子外边，低声传达：“老聂让你们把吴溉之拉到西单的中组部门前批斗……”
“这都后半夜了。哪里的街上还有人？批斗给谁看？再说了，这个人年岁这么大，又有病，万一出个事，谁负这个责任？这事我不干！谁干让谁干去！”这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对聂元梓为人的反感，觉得她做事太过分了，明明是夫妻，老人家还说爱她。因为这么个事，利用我们把人家往死里整……我越想越气，说话嗓门就大起来。陈宝华一看劲头不对，赶紧走了。
“抄家结束，全体撤离！”我带着气回到屋里大声宣布完，转身就走。
“小同志，希望你再来。”这时的老人追了一步，在我身后十分亲切地说了一句。我不由得回头一望，老人家的子女和工作人员都是一脸友好。跟我来的北大同学们竟然也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随在我身后颇有风度地快步顺序穿过两层大院出门上车。这时聂元梓和她的车都已不在门外，估计是听了陈宝华汇报我的态度，就离开了。
“司令，坐吉姆回学校怎么样？”我正准备最后一个上大轿车，跟车来的北大中年司机拍了我一下，很是江湖地说。在回北大的路上，中年司机给我大讲了一通汽车经：
“这可是部好车啊！副总理级的大干部才配给呢。咱们国家领导人的车都是苏联人送的，最高级的是吉斯，送给毛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下来就是吉姆了。咱北大最好的车是陆平那辆老别克，还是辽沈战役缴获国民党熊式辉的。和吉姆比可差老鼻子了……”
那次抄家之后，我又和同班好友牛泰生、吴金岳一起两次回访吴溉之老人的家。老人和他的子女及秘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与聂元梓相识、结婚、反目的全过程。
原来聂元梓也是行政十二级的抗战老干部，到北大之前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当处长。她那时的丈夫也姓吴，是市委副书记。因政治和生活上都犯了严重错误，聂元梓与其离婚后通过关系找到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陆平对她一直不错，先安排经济系副主任，又出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5年“社教”运动中，高教部驻北大工作组认为陆平党委有严重问题。聂元梓跟着工作组充当批判陆平党委的积极分子。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走高教部工作组，改派北京市委工作组。早已恨透了忘恩负义聂元梓的陆平党委一班人立即对她进行清算和批判。成了整肃对象的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找关系调离北大。认识了吴溉之老人后，聂元梓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当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当老人带着她回湖南老家结婚度假（婚假是中组部长安子文在老人家中当着聂元梓的面给陆平打电话要的）后又回到北京时，已是1966年的春节后了。当聂元梓从老人那里得知彭真和北京市委受到严厉批判，垮台在即的消息后，她就预感北大陆平党委的日子也不久了。不仅再不提调离北大，而且天天住在北大观察风向。不知当时在北大做秘密调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给了她什么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后来亲自批示支持的“5·25”大字报。大字报广播后，好心的吴溉之老人还在北京饭店请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包括湖南文坛名宿李六如老人）庆贺“爱妻”成了全国第一左派。此后，聂元梓每天在北大忙运动，偶尔回一趟老人家，便要一些、带一些笔墨纸砚、古董、古玩等值钱的东西。老人的子女对此反感之极，偶然发现她向老人借走了刘亚楼送的那块珍贵手表去“玩几天”……终于发生了那天的抄家事件。
我和同去的同学，及我们在北大红卫兵总部的好友同学们，因此认为聂元梓是一个品质不好的人，在北大再不能跟着这个人参加运动。1967年初便趁着解放军进校搞军训，发表声明解散了北大红卫兵，去当逍遥派。不久，北大以哲学系干部教师为主体的，“社教”运动中反陆平的“左派”队伍内部发生分裂，影响到一部分高年级同学成立了“反聂”派的群众组织。本来我们这伙低年级的学生是置身于外的，但聂元梓担心我把抄家的事情抖出来对她不利，恶人先告状向江青报告我是与“联动”关系密切、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坏人”，导致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等场合点名说我是“坏人”。愤怒之下，我们一伙也加入了北大“反聂”一派的斗争，最终成了北大“反聂”一派的核心力量。
当1968年北大分裂为对立两大派群众组织时，反对聂元梓一派群众组织的核心人物是“孔、杨、周、牛、侯”。孔繁是哲学系资深“左派”教师；杨克明是哲学系青年教师，“5·25”七人大字报主要作者之一；周培源是周总理点名支持的北大副校长、世界级资深流体物理学家；侯汉青是“5·25”时支持七人大字报的图书馆学系研究生，都曾是聂元梓“校文革”的成员。只有我一个低年级学生。这已是抄家事件的后话了。
这世上的事无巧不成书。40年后的2006年，我看到了聂元梓在香港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