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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档案馆，全宗号l，目录号1，卷1386）。
与此同时，石牛乡乡干狄光举、王光前和王新华等人从麻山学习回来后，“到处造谣，进行欺骗，为了争取群众夺取政权，他们的口号是：（1）不上公粮；（2）不卖余粮；（3）不办农业生产合作社：（4）不纳税；（5）不修公路。因此，很多农民都希望皇帝赶快坐位，有的全家男女老少脱了衣服裤子在楼上跪着求皇帝。陆老毛说：‘有一天晚上皇帝叫我一声，因我没有答应，病了三天。’陈德说：‘打倒魔王（指人民政府），皇帝才能登基，我们吃粮用钱才能得到自由。’由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毒辣，对无智的农民进行欺骗的说：‘解放军没有了’，‘解放军的枪打不响了’，‘解开胸堂子弹就打不进’等谬论。因此有的农民就拿起土枪、斧头为皇帝卖命。对政治觉悟表现较好的积极分子加以威胁，不准靠近政府，强迫写悔过书。石牛乡谢干事（女）因不参加，家里东西被逐出。因此，该乡乡长、乡干、社主任、党员、团员、民兵等几乎全部参加”（《贵州省民族访问团在望谟县的访问工作情况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47，目录号2，卷712）。
6月底，水秧乡闹皇帝的群众也日益增多，办社辅导员张老华（汉族）怕影响生产，未经过区、乡领导同意，擅自将民兵队长狄顺国的一枝钢枪收了。7月9日邮亭乡王友德（支书）率11个民兵带有7枝钢枪去接犯人，准备也劝狄顺国安心生产，狄认为是又来缴他们苗家的枪，故带着40余人将王等围起来，王等被迫交出武器。狄等又想谋害他们，并将他们捆起送往麻山。王友德、张老华等见事不好先后逃出，到二区新屯与县报告。当天晚上，县里由财贸部副部长任长庆带领20余人准备叫狄退还政府的枪。次日狄顺国带有200余人埋伏在桥地坪进行伏击，双方均有伤亡。（同上）
……这样骚乱迅速地扩大到麻山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与紫云、罗甸的交界处。
兴义地委认为“这主要是镇反不彻底而造成的反革命暴动”，把参加骚乱的群众一律视为土匪和反革命而采取了偏重于军事打击而忽视政治工作的方针。1956年6月底，中共贵州省委、省军区决定增调部队进入麻山地区。7月1日，内卫公安师59团团长孟贯一率第八连和第一连一个排兵力，与兴义专署副专员王刚正带领的地委工作组到达望谟县城，随即进入麻山；安顺军分区1个分队配合紫云县公安中队进驻白花；省公安厅武工队同时进入麻山。望谟县公安干警和政府机关干部职工大部配发武器，少数驻守县城，多数进入骚乱地区。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由孟贯一任指挥长，熊亮臣、辛培田任副指挥长，王刚正任政委的“望谟前方指挥部”。7月20日又成立了以安顺军分区司令员王彦才为指挥长、熊亮臣为副指挥长的“望谟、紫云、罗甸三县清剿暴动指挥部”，22日起开始军事清剿。
因此，“骚乱群众反映：‘只听到你们的枪响，听不到你们的嘴讲。’然而我们并没听到这些呼声。对方与我军作战成员，除了有一部分拿枪的以外，其中还有妇女，有个别上了年纪的老人拿着柴刀，十一二岁的娃娃拿着木棒而随着呐喊助威。他（她）之所以敢于上战场，不过是因为迷信‘皇帝’封了枪口，解放军的枪打不响。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把群众性的骚乱事件，误为反革命暴动。把受骗参加骚乱的群众扩大为反革命，扣上‘土匪’帽子，对骚乱者的家属扣上‘土匪家属’，对被俘的人员采取侮辱和关押，以为据此做法可以服众，平息骚乱。相反更加疏远了群众与政府的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助长了群众的反抗性”（《望谟县委对骚乱事件的检查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1，卷1386）。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发出紧急指示：骚乱事件是民族性质的，必须贯彻和平解决的方针。因此兴义地委下令：不准再放枪。据此，望谟县委随即派出武工队分头深入骚乱地区，宣传省委紧急指示，停止军事行动。正如一检查所说：“由于在具体执行省委和平解决的方针指示时，发生了片面性，从而在军事上陷于完全被动，纵容骚乱分子杀人，抢劫供销社，到处浩浩荡荡的行动，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硬啃地委‘不准再放枪’的指示，因此，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放任了骚乱事件的泛滥。”8月上旬，又连续发生阻击、伏击武工队事件。8月中旬以后，又有4名干部职工被杀害，部队指战员、民兵10余人遭伏击牺牲，供销社和粮库被抢劫。9月8日，狄顺国等纠合350多人进犯大观被击退后，窜至伏开与杨绍斌汇合，扬言“打进县城杀人”。这样骚乱地域不仅演变为望谟县的4个区29个乡，而且涉及周边的紫云、罗甸和广西的乐业、天峨诸县总共近50个乡（《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3页），因此指挥部经请示省委、省军区批准，决定进行军事打击。9月11日在伏开战役中，武装骚乱分子死伤近百人，被俘百余人，缴获各种兵器144件。与此同时，为使省委和平解决方针得到切实贯彻执行，9月13日成立了以中共黔南地委副书记姚英为书记的（望谟、紫云、罗甸）三县工委，并派中共黔南地委书记金风到望谟，向在望谟的军政干部传达省委《关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骚乱事件的紧急指示》。10月下旬，副省长吴实到望谟明确指出：这次事件的参与者绝大部分是老百姓，事件本身不是反革命骚乱，既不是政治土匪，也不是经济土匪；争取所有参与者回来，捉到的进行教育释放，即使是首要分子只要回来，同样宽大处理；回来的干部仍保持原职务，伤亡的群众由政府进行医治、救济、抚恤。并当众宣布将所抓获的83名参与骚乱人员释放。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10月下旬，黄卜芝等于白邑一山洞内被追剿部队击成重伤，在送往县城途中气绝身亡。至12月初，已有3250余人回家生产，交回各种枪支833支，手榴弹11枚，子弹5231发，土炮4门，刀327把。这样，除杨绍斌等20人隐匿在深山密林外，基本抓获。至此骚乱平息（1957年1月12日杨在牛场被抓）。
这次骚乱长达7个多月，共发生大小战斗110次，伤亡194人。其中骚乱者死伤140多人（含紫云、罗甸及广西死亡的22人），军政人员和民兵牺牲21人，伤23人。骚乱中宰杀牛、猪2046头。20多个乡基本上停止生产，粮食减产6460吨。伏开、纳夜等地的供销社和粮库被抢，损失物资约合当时的人民币1。27万元，损失公粮3。45万公斤。（《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4—137页）
对于这次骚乱，中央和贵州省委是这样认为的：“第一，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骚乱事件，要认真分析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弄清楚事件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哪类问题的性质；第二，骚乱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也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错误，有偏差，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加以改进和克服；第三，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及落后旧观念残余的影响，使少数民族群众容易受到欺骗蒙蔽，被人利用唆使，产生不满，引起骚乱；第四，对于骚乱事件，尽量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进行处理，按照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以区分解决。在具体措施上，要认真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部队应该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执行宣传民族政策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消除积怨和偏见，在平息骚乱中，尽量少抓人，要采取教育疏导和感化方针，一切从安定团结出发，进一步做好善后工作。”（《贵州民族工作五十年》，第179页）因此，为了稳定局势，除了在麻山少数民族地区派出访问团进行安抚外，还采取了下列措施：（1）当年粮食征购由4330吨调减为3310吨，统销指标由2610吨调增为3825吨；（2）省下拨10万元救济款购买了750吨救济粮，150头耕牛，800头仔猪，220匹布，发放给受灾群众，以8000元用于牺牲人员的抚恤和骚乱死亡人员的家庭救济；（3）宣布对参加骚乱农民一律不咎既往，已回家的干部不给处分并恢复原职，补发工资，党团员保留其党籍、团籍；（4）抽调干部下农村恢复受到破坏的各种组织；（5）明确宣布根据山区特点确定合作社规模，条件不够的允许退到互助组或单干，麻园地、花地按需要留足，允许汉族农民留适当蓝靛土，养老牛退回农户，养老田和姑娘私房地可以由合作社租种分租，也可以退回农户自己经营；（6）取消税收部门所有独出心裁的错误规定，对民族节日的屠宰税、土酒税实行照顾政策（《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9—140页）。通过这些措施，少数民族基本上实现了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责任编辑 徐 孔）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张玉钟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也是因此事第一个接触李庆霖的人，因此我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后来我读了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文章，其中不少与事实有出入，现在此事早已成为历史，我想把许多还鲜为人知的情况及细节，归纳为几点解密于此以飨世人。
一、李庆霖的信是如何到毛主席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