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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庆霖出名后短短数月内实现的两项要求，李庆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入党要求他心里却没有想到，因此一直没有提出来。最早带来毛主席回信消息的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那一段经常来莆田追踪采访，他对李庆霖还没有提出入党要求心里很焦急，他对我说：小张，毛主席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开了，但李庆霖还不知道提这个要求，官员们可能不好当面问李庆霖这件事，你小青年干脆给他明确提一提，没关系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应允了赖玉章，一个人到了仓后路居仁巷15号李庆霖家，因为已经多次接触很熟悉了，我就开门见山问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他说省地县领导已经解决了他的两件事了，孩子在农村的困难，全国都在解决，相信也会好转的，他说他很满意了。我看到谈话还不能进入有关入党的主题，就索性问他，听说毛主席有对汪东兴说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吗？他说没有人告诉他。我就把具体内容说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兴奋，问我怎么办？我说入党要求必须本人有这愿望并自己提出来，别人不好代替，你要赶紧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他还问我一些如何申请的具体事项。第二天他就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看到许多文章都说李是在7月1日写的申请书，但据我回忆，写申请的时间应在7月中旬。莆田县委接到李的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的入党问题，当然李就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拖延解决李庆霖入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定李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人党，时间就拖到“十大”之后。翌年即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反对当局的这一派就把这件事当做当局打击迫害李庆霖的一大罪状，认为是当局怕李庆霖去参加“十大”受到毛主席接见说出对当局不利的话而故意设置障碍。李庆霖本人也有这种看法，这是他后来直接跳出来反对当局领导的起因之一，并多次为自己最终未能见到毛主席表示遗憾。
李庆霖第一次在全省公开“大出风头”是1973年7月2日，省委在福州市召开群众大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1号文件、学习毛主席回信和李庆霖信件。这之前省委领导也已接到毛主席对汪东兴关于李庆霖政治安排的谈话内容，因此省委高规格邀请李庆霖来福州出席大会并讲话。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庆霖口才不一般，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约一个半小时，开头从学习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义，说到他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后半部分他话锋一转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给我写信的事在社会公开之后，我们莆田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不能小看的政治压力，企图对我倒咬一口，把此事全盘推翻。我想有必要说它一下，让我们共同来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也许有一点好处。”接着他讲了几个具体反对他的事，却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上来，这意味着李庆霖开始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了。但这一次他只讲到反对他的有关工作人员，矛头还没有指向当局领导层。
随后，在李庆霖入党问题上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在仕途上却接连步步高升，在担任东方红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后，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副局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虽然错过了参加“十大”机会，各级领导还是不敢违背毛主席的政治安排，推选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当选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如今天是正部级的待遇），还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至此，李庆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顶峰，真可谓大红大紫。
四、李庆霖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何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庆霖很快受到关押批斗，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虽然获得减刑，但也被关押到1994年3月才提前出狱，回家后贫病交加到2004年2月凄惨去世，最终成为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客观公正地分析，应该说造成他悲剧绝不单是他个人原因，主要是“文革”的时代悲剧促成了他个人悲剧。
李庆霖被卷入政治漩涡关键的时间点是1974年初开始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地区当时派性斗争非常激烈，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李庆霖1973年出名后那一段，虽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还没有参预到两派斗争中，经常说到的只是反对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谈到的是社会上和党内的不正之风，他最恨的是“走后门”，他当省高招办副主任期间就不顾情面顶住了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大学的事，而且还带头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乡，这在当时干部群众中都是认可并传为美谈的。
但在李庆霖有了一系列的官位头衔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影响力之后，“四人帮”就从他身上看到可以利用的优势，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把他“包装上市”，《红旗》杂志约他写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随即把他与辽宁省交白卷的张铁生相提并论，树为“北张南李”全国两个“反潮流”的典型，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后来有人说，江青曾接见过他，这我没听他说过无法证实，但他亲口给我说过，他到上海时马天水、徐景贤接见了他并大肆鼓励他“反潮流”。李庆霖也就在这种舆论的吹捧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并与日俱增。
接触过李庆霖的人都会觉得，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全身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书生气。他刚出名后第一次出差，还不懂得如何办报销手续，特地到我们办公室问，走时告别不是和别人握手，而是两手抱拳连连作辑。他走后大家都笑着议论，真是书生一个。像这样一个一生只在小学教师岗位上的小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具备政治家的素质、眼光、见识和城府？但“文革”那种畸形的时代，却借着毛主席回信的东风，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赋予了他极大的政治发言权，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之舵，只能随着变幻莫测的险风浊浪起伏升沉。据我所知，1973年他抨击政治的矛头还只是局限于当地机关一些反对过他的人和事，而对各级当局领导安排他那么多官衔还怀着感激之情，但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莆田地区乃至福建省的派性斗争就打着拥护“反潮流”的旗号缠住了他，把矛头对准了当局领导，首先就把李的入党时间拖延不能参加“十大”当做当局领导的大阴谋进行追查，进而把当地机关中反对他的一些人和事都当成是当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策划，并上纲上线到这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庆霖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第一线，和当局领导严重对立起来从而一发不可收。
1975年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后气势更红火了，派性势力对他的吹捧、利用也进一步无以复加，而他本人头脑也更加发热膨胀起来，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把自己凌驾到当局领导之上，以“太上皇”自居的味道越来越浓。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了李的所作所为，姚文元就派记者来福建调查。调查的结论却是：“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同当地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这种结论当然使李庆霖更加有恃无恐。福建省委领导出于爱护向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反映他的问题。邓小平批评说：“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省委领导也找他谈话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很难起作用的。
到了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从莆田当地发展到成为福建全省的一个“派头”了，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做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可悲的是，在他的心里，他完全把这当成拥护和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他自然成了“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帮、亲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惩处。10月底被宣布停职检查，随即被隔离审查了1年多，在莆田当地并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两场三场批斗，前后共有百多场批斗会，也时常有过拳打脚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何曾有过这种境遇，他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送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对此判决，李庆霖始终心存不服。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据说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招待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都感到震动。其中有个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