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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据说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招待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都感到震动。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后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李庆霖只要有场合说话，就说那是强安在他头上的。后来即1990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
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其妻张秀珍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3年，后来虽然给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公职。李庆霖给毛主席信中反映遭受困难的长子李良模，李庆霖有权有势时并没有趁机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原地萩芦公社水办大队，后来在那里入党，并在萩芦公社担任一个挂名的党委委员，李庆霖被关押后他也很快被免去职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游糖厂当厂区铁路的养路工，以后当上小火车司机，现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复信后，李庆霖带头又把他送去上山下乡，后来作为身边没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这时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亲原来工作的莆田四中当一名职工。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这是他独有的一笔精神财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3年8月12日。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念博士，她博士论文竟是写李庆霖，而且该大学居然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专门批准她回来当面采访李庆霖。她所在大学里有两个美国教授，妻子都是当年中国的知青，听说她要回国见李庆霖，都委托她向李问好，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因此很乐意那天陪她来见李庆霖。李还是居住在那低矮的旧屋子里，房间里的一切老旧得几乎原封不动，唯有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镜框锃亮崭新。李庆霖只能躺在床上，气管炎很严重了，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非常友善接待我们，有问必答，说话慢慢的却很真诚。问他当前生活如何着落，他说：出狱后分文没收入，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找到莆田县领导，郑海雄书记批给他每月210元；后来接任的书记刘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现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据说是习近平（当时任福建省长）批的。他说出这些领导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听得出他还是怀着感恩心情的。他最后几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后来发生的事是一场历史的梦，现在梦醒了，我也快归天了。半年之后李庆霖去世了。我责怪他儿子没有通知我，没能赶过去送丧，但电话中他告诉我，当时出不起钱火化他爸爸，还是城厢区区长阮军批准给予免费火化。还有他没钱买墓地，1993年他奶奶去世、1997年他妈妈去世，连同他爸爸去世3个人的骨灰盒一直放在自家狭窄的屋子里而得不到安宁，后来也是阮军区长批准他以三折优惠购买了一小块公墓地，把3个人连同他早年去世的爷爷的骨灰一起合葬，终于使他们入土为安了。我想，李庆霖的名字还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也应该记住的，连美国人都感兴趣，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记载总结并吸取教训，本着这个目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实写下来。也许对历史研究有一点点价值吧。
写于2008年11月9日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蔡元培和鲁迅·张家康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鲁迅。可是，你未必知道，中国的另一位哲人和先贤蔡元培与鲁迅交往的详情，以及他对鲁迅一生的影响。还是郭沫若说的好：“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久慕其名
他们都是浙江绍兴人，两家虽相距颇远，然而却向有世谊。蔡元培长鲁迅十三岁，在科举取士的那个年代，这位朝廷翰林院学士，自然在童年鲁迅的心田留下神奇、仰慕的印象。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已是闻名国中的革命者，他创立爱国学社，领导拒俄运动，创办《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鼓吹“抵御外侮，恢复国权”。1904年11月，蔡元培和章太炎等创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便邀他的朋友、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入会。陶成章也是鲁迅的朋友，他和鲁迅无话不谈，常向鲁迅透露革命党人的一些起义讯息。通过与陶成章的多次接触，鲁迅认识了光复会领袖蔡元培。
1912年1月，孙中山在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力荐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长教育部后便延揽人才，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参与此事，并向蔡元培推荐鲁迅。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此时，鲁迅正对辛亥革命后的绍兴失望至极，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便立即来到南京。自此，用蔡元培的话说，他们便“始常见面”，并由此而结识、订交。
蔡元培着手教育改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教育部，再也不是旧式封建衙门的脸面。他以身作则，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照学校成规，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极高。鲁迅由此似乎看到希望，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教育部也要北迁，部员当然要有所调整。此时，教育部次长景某乘蔡元培北上期间，大力安置亲信，教育部又成了封建式的衙门。
鲁迅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两人心存芥蒂。景某早有报复之心，便乘教育部北迁之际，把鲁迅列入部员的裁减名单。蔡元培在南京看到这张名单后，立即予以制止。他致电鲁迅等：“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鲁迅仍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
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5月，蔡元培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便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鲁迅不辱使命，他的讲演深入浅出，很得学员的喜爱。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便把“美育”删除，代之“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可恨，他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蔡元培长教育部后，便提出废除祀孔，不把孔子作偶像崇拜，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等革故鼎新的主张。一时间，社会上的守旧势力如丧考妣，群起而攻之，惊呼：“其祸我国民，岂有极哉？”袁世凯当然不会接纳教育改革的思想，于是，蔡元培遂辞去教育总长职。据鲁迅日记所记，在此前后，他与许寿裳都曾访问蔡元培而未遇。7月22日，一个黑云压城的傍晚，鲁迅和许寿裳几个朋友，为被辞职的蔡元培饯别。
“世味秋荼苦，人间正道穷。”鲁迅由此深切感受到，在这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欲思改革的不易和痛苦。蔡元培辞职而去，新任总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鲁迅后来说：“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粉墨登场的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教育部内充斥着一片污浊，无聊的气氛。
鲁迅已无正经事可做，只能用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来消磨时光。蔡元培也有此爱好，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于鲁迅。他们还就汉代石刻进行讨论，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之人首蛇身像，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像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觏也。”
结念弥深
1917年1月，蔡元培接长北京大学，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首从文科进行改革。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带着《新青年》由上海来到北京，于是，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其战斗营垒由上海迁来北京大学，这所弥漫着封建衙门的腐败、陈旧气息的全国最高学府，开始呈现生机和希望。
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在沉重、黑暗的社会机制的压抑下，他特别感到孤立和愁闷，他说自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