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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整日整日地抄写古碑。后来，他的朋友、同乡、北大教授钱玄同，将他引入北大《新青年》营垒，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中国知识界的批判封建礼教、鞭笞封建文化教育制度的思想文学革命，也因此而真正展现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可以设想，如果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不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那么，老气横秋的北大是不可能让《新青年》有存身之所，鲁迅也就决然不会有发表白话小说的地方，他可能仍在补树书屋内“失望，颓唐得很了”。
其实，蔡元培对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向有倚重，他刚刚履任北大校长便给鲁迅去信，只是由于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却和他多次谈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1917年3月8日，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
前奉书，屡告起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皆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鉴察。
周作人来到北京，与大哥鲁迅住在一起。他们为应聘之事多次与蔡元培磋商。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蔡元培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鲁迅日记记：“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迈过百多年的历史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的聘书。
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他的课讲得很生动。冯至先生回忆说，听鲁迅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之作，胡适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之所以能开风气之先，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河，纯是蔡元培广泛延揽人才，集中了一大批思想新进、学术扎实的知识精英，鲁迅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后，满怀信心和希望，要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他还像15年前长教育部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12月26日，鲁迅被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据鲁迅日记所记，蔡元培曾专程拜访过鲁迅。在居于主流地位的当权者的衮衮诸公中，唯有蔡元培能够认识到鲁迅的文化学术地位，也唯有他能够接纳鲁迅，并为其提供一个位置，以展示其才识和水平。
不仅对鲁迅，蔡元培对周氏三兄弟都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员工均被解雇，周建人因此而生活无着，鲁迅为此很着急。3月2日，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蔡元培知道此事后，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到了6月，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已经平息，蔡元培才又去与王云五相商，于是，周建人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鲁迅对此事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转托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书赠鲁迅
蔡元培是个民主主义者，他的保卫人权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2年8月15日，湖北革命党人张继武、方维遭黎元洪、袁世凯共谋诬陷，在北京被杀害。他对此暴行极为震怒，立即在《民立报》发表通告谴责说：“此种举动，明明故意违犯约法，玩弄国民。若不讨论其究竟，无以为法律生命之保障，尚何共和政体之可言！”他和吴稚晖等还专此发起成立法律维持会。可是不久，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又在武汉被黎元洪下令逮捕。中国社会党为声援江亢虎，在上海召开会议，蔡元培应邀到会，他在会上批评说：“江亢虎在鄂，并未有他种举动，甫抵汉口，即被拘捕，与满清时代拘捕革党，如出一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
正是基于维护人权的个人传统，所以，他毕生都在为此而奔走、呼喊。1932年夏秋间，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在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和陈独秀等人的时候，便已酝酿着发起人权组织，以维护人权。不久，他们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并起草宣言交蔡元培修改，这份宣言评价当时的中国人权状况是：“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甚至男女青年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与鲁迅所说的“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皆可死”，可谓是同声相应，心心相通。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同盟成立后，他即去信邀请鲁迅入盟。据1933年1月6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召开成立会，蔡元培和鲁迅等出席会议，经过投票选举，他们都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蒋介石仍在变本加厉地排斥异己、镇压革命，甚至恫吓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人民连说话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又从何而谈抗日救国呢？蔡元培为此常常陷入无尽的困惑和愤懑之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将自己的昔日旧作，书赠于鲁迅：
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
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
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
他还痛心地对鲁迅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如磐夜气压重楼”，“雾寒苍天百卉殚”。1933年的中国，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黑暗、凋零和凝重，可是，蒋介石还嫌中国专制、独裁的不够，竟然要效法希特勒，创设复兴社和反省院。他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喧嚷已是甚嚣尘上。5月13日上午，宋庆龄、杨杏佛和鲁迅等亲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践踏人权的暴行。这份抗议书虽然“已引起举世特殊之注意”，然而，它不可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和反省，相反，他们更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为推行专制独裁统治的绊脚石。
1933年2月17日，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由香港来到上海。中午，鲁迅应蔡元培之约，到宋庆龄家参加欢迎肖伯纳的午餐会。肖伯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曾撰文叙述这次会见。蔡元培称肖伯纳“年已七七，须发皓然，而言语爽利，举动轻便，毫无老态”。鲁迅则称赞肖伯纳“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午餐后，他们和宋庆龄、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与肖伯纳合影，并且还和肖伯纳单独合影留念。
据伊罗生回忆，肖伯纳本来打算发表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声明。但是，肖伯纳因在香港已发表了过多的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言论，来到上海时，便遭到一些报刊的责难和讨伐，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肖伯纳再也不愿发表任何政治言论，用伊罗生的话说：“我们怎么也不能够使得老肖的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关心的问题。”
反动派终于要下毒手了，6月18日8时15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四名暴徒暗杀。蔡元培和鲁迅没有被吓倒，他们强忍悲痛，共同参与料理杨杏佛的后事。敌人杀害杨杏佛，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无非以此威胁宋庆龄和蔡元培，但是，他们都表现出了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鲁迅对此十分敬佩，他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宋庆龄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位是坚决的。”杨杏佛被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被迫停止了活动。然而，他们没有因此而放弃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鲁迅是熟知蔡元培的，他对冯雪峰说：
蔡元培的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但革命者，为了阶级，也为了民族。
……现在的阶级斗争，又何尝不是民族存亡的斗争。
鲁迅作为战士，自有韧性的斗争精神，他用手中的“金不换”笔作为投枪和匕首，去战斗，去奋进。而蔡元培毕竟是体制内的人，他不可能由体制内突围出来，只能以一己的良知和自觉，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他的要求解禁《生活周刊》的呼吁和营救李少石、范文澜、瞿秋白等，便是最为明显不过的证明。
推崇鲁迅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这天，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告诉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
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在万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