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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编选提出了系统的指导思想，如：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而以教学为主；强调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论与史、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古与今的统一，中与外的统一，“多”与“一”的统一，即学术艺术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的统一，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新专家与老专家结合等等。他为文科教材编选注入了极大的心血。在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之后的两三年中，他差不多每月都要召开几次座谈会，同各门教材编写组的同志商讨教材编选问题。他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坦诚抒发个人的见解，从编写的指导思想、基本观点、篇章结构、具体内容，到表述方法，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供编写组同志参考。他的那些讲话，才情勃发，学识渊博。周扬主持文科教材编选，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周扬主持高校文科教材编选，不仅解决了当时高校文科教学之急需，也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他充分发挥老专家学者的作用，总结他们多年来积累的知识，体现当时我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文化积累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期间周扬多次强调文化、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需要积累，没有积累，永远不能提高。他多次强调，对文化学术研究部门来说，工作成绩的有无，成绩的大小，不是看你批判了几个人、几本书，而是看你培养出多少优秀人才，出了多少优秀成果。他说：“将来检查你这个单位有些什么成绩，就要检查你培养出多少人，有多少著作，有几个演员，演了多少戏。”一个出版社办得好不好，要看你这个出版社积累了多少好书，培养了多少出色的编辑；出版社没有出版好书，书印得再多不算是你的成绩。学校没有好教员、好教材，也不算你的成绩。周扬提出的这个检验文化建设成绩的标准，不仅在当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起了很好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这里，我还要讲讲周扬作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所做的贡献。我作为《东方红》创作、演出的策划者和总指挥之一清楚地记得，创作人员的抽调，参加演出单位的确定，都是周扬同我们一起商定的；《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请示报告》，创作提纲歌词和朗颂词，也都是经他审定和修改后上报周恩来总理的；他审看了部分排练和彩排，提出意见，消除了领导小组某些成员对这种艺术形式的怀疑，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周扬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华，丰富的学识，对政治和艺术的纯熟的驾驭能力，出色地协助周恩来完成了这一任务，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起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品。
经过文化大革命，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周扬进入了新境界。周扬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勇于探索，勇于创造，构成了他在新时期的主导思想和行动总则。他积极支持并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把这场讨论提高到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进行理性思考的代表作。他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等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对以往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他对自己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对建国以来因与他工作有关遭受不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诚恳地不只一次地表示道歉。他的宽阔坦荡的胸怀，光明磊落的气度，认真对待自己错误的科学态度，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他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大力倡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忱爱护人才，提倡宽容精神，为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繁荣学术和艺术而殚精竭虑。他对新人新作，一向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支持、鼓励和表彰。他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前“左”的错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仍在探索，为发展和繁荣学术艺术而操劳。他强调，理论要回答和解决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文艺也是服务行业，科学和文艺要结合，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他终生都在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而不倦地耕耘。
总之，周扬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难得的、难忘的文化的建设者。一提起他，我就有许多讲不完的话。“文学艺术，质量第一。重在建设，贵在积累。切忌浮躁，更忌浮夸。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在纪念周扬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想用我在2001年初迎接新世纪时写的这几句话结束我的发言。
2008年11月12日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杜润生二三事·张木生
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已28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认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部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惟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是表彰，杜老拉着我们两个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作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义，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相与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粮食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形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年一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年青人很冲动：“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的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主振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最稀缺的是信仰危机和理论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