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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将东北三省大部分新军调往关内，赵尔巽只能对旧军采取绥靖政策，蒋百里遂无用武之地。张作霖对蒋百里久有必除之而后快的野心，有一天赵尔巽密告蒋百里：“现在应该是你走的时候了，迟了我无能为力。”蒋百里毅然登车南行，张作霖亲自带卫士追上车。蒋百里只好躲进厕所，把门反锁，躲过了张作霖的追杀。
三、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
1912年，蒋百里被袁世凯委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向学生表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谢天下！”他多次强调：“办第一流的军校，就该不惜任何代价，将来才有莫大的收获。”但他很快被官场上的复杂人事关系搞得焦头烂额，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任用他的主意出自袁世凯，他的顶头上司、陆军总长段祺瑞没有把他视为心腹，事事加以刁难。当时学校的学杂费由公家供给，但蒋百里请求拨款的电报，却被陆军总部搁置起来。他亲自到北京交涉，却得不到任何结果。他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到保定，致电辞职，袁世凯不接受；再向部里催款，结果还是不理会。1913年6月18日清晨，他面对全校两千多名师生沉痛地讲：“我到本校后曾经教训过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要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现在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尽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他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开了一枪。
蒋百里的自杀壮举，很快震动了朝野。袁世凯委托日本公使迅速派一名最得力的医生到保定施行手术，并派一名最好的助手同往。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毕业考试夺得第一，日本人非常看重他，公使当即派军医平户和助手佐藤来到保定，挽救了蒋百里的生命。美丽的北海道女子佐藤为蒋百里把脉、量体温、喂饮食，尽了最大的努力。蒋百里的伤情稳定后，她用温和的语调对他讲：“忍是大勇者所为，自杀非勇者的行为，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你如果不能忍，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胜大任？有热血、有能力的男儿如果轻言牺牲，国事由何人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植你的老前辈？”蒋百里对她讲：“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以后遇到生死难关，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谁来提醒我、鼓励我的勇气呢？”蒋百里伤愈后，感到自己的心被一支爱的神箭射中了，佐藤小姐从他的目光中发现异样的东西在闪动。在此后一年间，蒋百里给佐藤小姐写了很多信，有一封信向她正式求婚，却遭到委婉的拒绝。蒋百里回信讲：“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年后，佐藤小姐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他平生最喜爱梅花，为她改名“左梅”。他们先后生育五个女儿，其中第三个女儿蒋英嫁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四、陆军总部军事处的一等参议
蒋百里伤愈后，袁世凯委任他为陆军总部军事处一等参议。段祺瑞时任陆军总长兼任军事处处长，蒋百里如果来办公，还会受到刁难。袁世凯转告蒋百里：“不必到公府来办公，月薪三百元按期支付。”蒋百里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当然有所感戴，但对他的倒行逆施行为却义愤填膺。当时，袁世凯用调虎离山计，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蒋百里与这位同窗好友经常碰头，密谈军国大事。蔡锷秘密离开北京来到天津后，袁世凯派蒋百里赴天津劝他回来。蒋百里将计就计，来到天津后与蔡锷谈了一整夜讨袁计划。回京后，他向袁世凯报告：“松坡（蔡锷的字）未知去向，在津未曾找到。”蔡锷在云南举起反袁的大旗，全国各地一呼百应。不久，袁世凯取消了帝制，很快被气死了。蔡锷因身患重病，东渡日本治疗，不料以35岁的盛年死于异国。蒋百里亲赴日本，料理蔡锷的后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蒋百里任总统府顾问。1917年后，他在政治上的出路越来越窄，在学问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梁启超所办的《庸言报》和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有关军事的论文都由蒋百里执笔，他的军事学者大名更加显赫。1918年12月，蒋百里与梁启超等组成赴欧洲考察团，1919年1月2日到达伦敦。蒋百里的研究精神和好奇心理，与梁启超非常吻合。梁启超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深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演讲，蒋百里记录下来，便是后来出版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他请梁启超为本书作序，老先生动起笔来像长江大河不能自制，序文比原书的篇幅还长，只好改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考察期间，蒋百里从巴黎出发，考察了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的国防建设状况，写成《裁军计划》、《精兵主义》两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杂志上。蒋百里在欧洲游历考察10个月，返国时又添了一个女儿，这就是蒋英。
五四运动后，蒋百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位斗士。当时梁启超成立了推进新文化的三个机构：（一）读书俱乐部；（二）共学社，主要出版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丛书；（三）讲学社，每年请一位驰名世界的学者来华开一次讲演会。前两个机构都由蒋百里主持，后一个机构的总干事也是蒋百里。同时，蒋百里主编《改造》杂志，他的文章散见全国各大报刊。他还参加了浙江同乡徐志摩发起的“新月社”，与这位多情诗人成为道义之交。这一阶段，是他一生中最宁静的时期。
五、唐生智将军的幕僚
1926年，北伐战争打破了蒋百里宁静的生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讲：“百里先生如果参加革命，则革命的进展必然更快。他是老成持重的稳健派，如果插足革命阵线，必然使国民更加认识革命的重要性，而不存踌躇不前的心理。”那时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由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兼任，他不能兼顾，改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暂代。国民党要人都想借重蒋百里担任总参谋长，因为北伐军出湖南，湖南军官的90％都是他的学生。而此时，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也想请蒋百里做总参谋长。他不觉好笑起来：“绕来绕去都是参谋长的呼声，好像我生下来就是参谋长的材料。”他主张全国尽快统一，自然不肯做割据军阀孙传芳的总参谋长。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是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他的队伍英勇善战，在湘鄂大地所向无敌，被升任前敌总指挥，很快攻占汉口。当时，唐生智的声势如日中天，他手下的几个军长都已晋升为总指挥，这批人都是他的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同学，他们当年的校长更是被高看一眼。北伐军攻占南京，蒋百里被蒋介石派专车接入总部洽谈时，针对国内外形势提出建议：“对日本宜采取缓兵之计，不让它袒护中国的残余军阀，等到中国统一完成后，再和它清算也不迟。”蒋百里亲赴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获得相当的佳果。
北伐战争胜利后，唐生智在武汉的势力太突出，桂系组织“西征军”讨伐，他兵败后通电下野。唐生智的大起大落，对蒋百里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1929年4月，唐生智被重新起用，担任第五路总指挥，总部设在北京顺承王府旧址，便迎接蒋百里及夫人北上。1929年12月4日，唐生智忽然领衔于许多将领，通电劝蒋介石下野；他的军队很快被击败。蒋介石派人在蒋百里的住宅中搜出与唐生智通电的无线电机，在残留的电稿中发现蒋百里亲笔所写的“东不如西”的句子。蒋百里曾认为：“内战打了十几年，打来打去打不出个所以然来。凡是中原逐鹿的武人，往往爬得高跌得重，只有东北的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能够偏安一隅。唐生智若要做不倒翁，就得到远远的地方去，莫存问鼎中原之志。新疆是政治真空地带，留待一个有眼光、有作为的人去填补。”于是，蒋百里的眼光移向这片地广人稀的政治处女地，想指导他所器重的这位学生去做立功西域的民族英雄，这就是电文中“东不如西”的内涵及由来。但蒋百里对这一切都不作解释，1930年元旦后被捕入狱。两天后，他被提解到南京三元巷军法处待审。如果军法处开庭会审，他的罪名就成立，判决的结果必然是死刑。他的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陈仪时任军政部次长，只好采取拖的办法，使军法处会审无法举行。而蒋百里在狱中照常读书、练书法、打太极拳，一副泰然自若、视死如归的样子。著名诗人徐志摩亲自到狱中探望，带着被包要与他一起坐牢。此时，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陈铭枢已是国民党中常委，兼代行政院长，并被推举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他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一起为蒋百里说情，蒋百里终于出狱。为表示谢意，蒋百里写了长幅心经，赠给学佛的陈铭枢将军。
六、研究军事问题的专家
蒋百里出狱后，取“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自号“澹宁”。他虽是在野之身，却胸装着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心。1932年1月28日，陈铭枢将军从前所领导的十九路军，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不时前来向老校长讨教。据著名记者曹聚仁回忆，“一·二八”事变的第三天，蒋百里拿着一张上海出版的《每日新闻》说：“七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接着，他指着一条东京同盟社的电讯说：“日本陆相昨日晋谒天皇，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依日本的运输能力和长崎到上海的距离，估计七日早晨可以运到一个师团。”果然，2月7日，日本第九师团运抵上海参战。曹聚仁感叹：蒋百里不愧是第一流的军事家。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