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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范长江的后辈，读过他的许多遗作，其中包括他的通讯和他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从而知道了他一生的经历，包括他的成功史；还知道了他被迫害致死，原因就在于他持有不同于当时“主流思想”的主张。我从他一生经历觉得他一直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怀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抱负，较早具有“两头真”的阅历，而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在这里我试着写下我思考范长江经历的一点体会。
早年热心宣扬民主理念
范长江在1935年5月开始担任《大公报》记者工作，为西北通讯采访和写作。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当年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他发表许多通讯宣扬他的政治见解，受到读者的欢迎。
1937年4月20日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长江1939年入党以后，结合党当时的政策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更努力地发表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举例说，1941年9—11月他在连载文章《祖国十年》中的《中国人民的立场》一文中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体，这不是新理论，也不是新事实，全世界各民族千百年来可以说无例外地向这一个民主目标奋斗。从理论到实践，各民族都曾流过巨量的血，争得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孙中山先生所致力的四十年革命，也是以民主主义为骨干。只有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才想阻止历史前进，重新恢复古代专制黑暗的时代。”
长江上述言论都反映他信仰民主的先进理念。中共在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舆论一律，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长江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
1959年恢复独立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两年以后的1961年，他终于就他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创新的政见，他写下了题为《记者工作随想》的长文，开头一节的题目为《在新问题面前》，宣告“我们必须认清面临的问题，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从中找出一条路子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
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明确地写道：“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
他还鼓舞记者们说：“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范长江的这些话无疑是他对同业的肺腑之言。他说的是：记者啊，千万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和正确的思想一边。
范长江后来在“文革”中遭遇到严重的迫害，经长期关押，在1970年含冤自杀。我现在体会，他的自杀和“文革”中其他许多公众知识分子自杀一样，是一种抗议，一种决裂，是同“文革”那种错误领导下的政治决裂。他的死难将会同古代的屈原一样，受到后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开始，他就得到了平反昭雪，并已被树为记者学习的模范。
范长江的反思记录值得学习和参考
长江在“文革”开始以前就有了那样勇敢的反思，显然同他早年继承五四传统和信仰民主主义的理论有关。他的主张，显然同张闻天和顾准等这些大智者们留下来的遗言一样，是较早的改革呼声。改革需要提倡说真话和反对奴才思想。长江的晚年经历，不仅对当今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后来人具有启蒙和教育作用，对其他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都会是宝贵的启示和鼓励。
我过去读范长江的通讯，知道当年他有随时思考和记录的习惯，不知道他晚年是否坚持；如果晚年还有随记，肯定会有他更多的反思记录。此外，他晚年也可能给挚友们写过说真话的信。我希望他如今健在的亲友，及时把这些有关的笔记和信件都整理出来，供我们大家学习和参考。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集，就是由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众多随手记录完成的，那里就有马克思晚年的许多新创的论见。
常言道“众志成城”，我国蒙受极左灾难的众多觉醒者的往事反思，必将是对当今改革的一种重要的推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有感于孙中山不让喊“万岁”· 戴 煌
多年前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感触。
据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他读到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和其他相关史料记载：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并于当月20日乘船去福建游察。当船抵马尾时，他看到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的大小船只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的大小纸旗和布条。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为什么还要这样高抬我？他并对上船迎候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说：“这太不成话了。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退了位，就是一个平民，怎么还要称‘孙大总统’？再说什么‘万岁’，那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掉清王朝的伟大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封建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那许许多多的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否则决不上岸。
孙道仁立即传达，大小船只和人群也立即照办，孙中山这才欣然上岸。
看了这段文字，我的最大感触，就是历史也有它的惰性；封建的帝王思欲绝不会一了百了。正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瞑目之后，大权一落入独裁专制的蒋介石之手，蒋魔王就大搞一党专政，大搞“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唯我独尊。他被赶去台湾小岛之后，大陆上的“万岁”之声又不绝于耳。特别到了“文化大革命”，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少，自发或被迫地每日每时声嘶力竭地大喊特喊“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这说明封建帝王思想犹如无孔不入的毒菌，致使灭菌之途还很遥长。
这使我屡屡想到陶行知先生1930年致友人信中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当年我们千百万的同志和先烈，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他们艰苦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后来我才感悟到：在这些同志和先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同时，另有很多人是“捧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带着大名大利和黄金万两而去”，以致直到今天，层层级级的赃官污吏仍然层出不穷。大凡这种人一旦窃取了大权大势，必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实行法西斯式的封建极权专制主义。
马克思一生为人民民主而奋斗。1843年，即早在与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前5年，年仅25岁的马克思因《莱茵报》被查封正与友人合办《德法年鉴》，在旅行到科仑时他给《德法年鉴》好友卢格致函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这段话，详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4页。虽然马恩晚年与时俱进地修改了早年的一些著名论点，但是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请同志们想一想：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能有民主、自由吗？谁是兽性，谁有人性，难道还不应该掂量掂量么？记得抗战时，夏衍写过一个剧本，名叫《法西斯细菌》，详细描写了法西斯毒菌的危害。目前如果有人写一写《帝王法西斯细菌》，我想肯定大有益于如今的世道人心。
20年前，我只能写一篇1947年苏北盐城攻坚战的采访回忆片断，题为《胜利之路，烈士们的血肉铺就》。其用意就是不能把千百万烈士血肉铺就胜利之路的大功大德，都独揽到一个人的头上。这短文最后说：“几十年来，不论欢愉的时刻，还是苦难的岁月，我都常常缅怀过去一批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