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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揽到一个人的头上。这短文最后说：“几十年来，不论欢愉的时刻，还是苦难的岁月，我都常常缅怀过去一批批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时而默默流泪。今天，我们这个新社会虽已衣食无虞，但由于党风正气衰颓，致使往昔的革命精神、同志友情、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爱反而十分淡漠的现象，却泛泛可见。这不能不令人在对先烈的缅怀中，伴随着难以拂却的伤痛和悲愤！但愿我们所有当年心怀壮志投身革命洪流的人们，以及甘愿踏着用鲜血铺就的道路坚决走下去的子子孙孙，团结奋起，把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含污夹垢、拖泥带水，而是光明正大、健康无邪地继续下去，直到先烈们的壮丽心愿全部实现！”
总之，孙中山不让喊“万岁”，使我的联想很多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道来，只能就此搁笔。诸公有何见教，敬希慨助。
（2007年9月21日于戴氏蜗牛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黄修己
199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入学40周年聚会，前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出席讲话。谈到1950年代的北大科研成就时，他说：理科是胰岛素的合成，文科呢，就是你们55级的文学史了！这说明直到1990年代，“大跃进”中55级编写的、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书，有的人还认为是1950年代北大文科能拿得出来的重要成果。
所谓“红色文学史”，是55级部分同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为了响应思想文化战线上“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利用暑假编出的70多万字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开始剥夺了“资产阶级专家”的学术话语权。所以很是轰动，加以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因此被称为“红色文学史”。书出版不到一年，又由全年级同学来修改和扩写，出版了100多万字的新版，这一版的封面是黄色的，后来便戏称其为“黄皮文学史”。55级在校期间，还出版多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编著，因而被誉为“集体科研”的先进集体。后来这个年级的同学，有不少成为专业上有成就的知名学者，于是他们在学期间这一段特殊经历，被某些人视为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成功实例。长期以来这个集体也一直笼罩着荣誉的光芒。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之后，回顾那一段历史，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认识和反思的价值，问题集中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之上。
撞上的和撞不上的
“反右”后，社会上、文化界的阶级斗争之弦已经绷得很紧，需要大学文科培养能够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中起作用的人才。这个问题必然引起关注。那时善于揣摸、紧跟政治形势的姚文元还不太受到大学生的注意；而李希凡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冒了尖，被一些年轻学子所羡慕。北大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已成了著名“右派”的林希翎，所以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字，就是表明她是李希凡和蓝翎的综合。此说真假不知，但可以说明李希凡在大学生中的影响不小。而那时认为李之能冒出来，因为他“撞上了”，即所研究的题目、内容“撞上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这当然要看机会，1958年，这样机会来了。紧接着“反右”，高校开展“双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专家”，要在学术领域“拔白旗，插红旗”。当时北大许多系、许多学科已经掀起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热潮。
1950年代初期，中文系的教学显然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系主任杨晦从我们入学那一天起，就要求大家踏踏实实做学问，强调学生要多读书，反对过早发文章。而且后来杨晦还明确表示：我们中文系不培养李希凡、姚文元那样的人！在课程安排上，可以看出在义理、考据、词章之间，他看重的是考据。有的同学认为这是“钻故纸堆”，与杨晦有过冲突，我在《精神上越来越亲近了》一文中已有记述。那时55级在北大已经被熏了3年，老一辈教师授课，树立了踏实治学的榜样。而且我们对老师也是很尊重的，有的人报考北大就是为奔某某教授而来的。传统学风使一些同学开始养成做学问只认事实，只认道理的作风，不考虑学问以外的什么“需要”，嘲笑那些观点随风转的学者。他们在北大学的这一套，与当时的政治对文科学生的要求是有差距的。
但是，时势造“英雄”，55级也会有人想出来“撞”一下，有人提议用学生集体编书的方法创造学术的“大跃进”，以显示“无产阶级”有能力剥夺“资产阶级”的学术专利。集体编书的建议便由三班的个别同学提出，得到了年级和系的党组织的支持。为了要“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学史”，便提出了自以为“革命”的文学史观，即“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和中国文学史上始终贯串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还要在书中点名批判“资产阶级专家”，包括自己的老师。然而，三年里所受的熏陶和训练，又使这些学生并不十分善于承担这样的使命，或者说他们并非理想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
例如他们的“革命”观点，实在太不新鲜了。早在建国之初，浙江著名学者蒋祖怡，已经在1950年4月出版了《中国人民文学史》（北新书局），就是为了给下层人民争地位，该书专门记述古代的民歌、民谣、话本、杂剧等，把民间文学扶上了中国文学的正位。甚至五四时期的胡适，还有一些北大师生，也在这种民主思想的激荡下，在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想把民间文学提高到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的地位上来。至于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贯串中国文学史，首创者是茅盾。在各种创作方法中独尊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视为自古以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方法，把一切必须否定的作品都视为是反现实主义的，这种认识自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后，已渐成新文学领域的主导观念，所以就连茅盾这样的大作家也在《夜读偶记》中，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极力反对这一观点的何其芳，在1959年北大中文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发言时，批评的矛头就指着茅盾。他说：“茅盾同志那么有学问，怎么也会提出这样的论点来！”总之，所谓“革命”新观点，都不是55级学生的创造发明。
“红色文学史”出版后，它的这些旗帜鲜明的“革命”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批评。这批评如果来自“资产阶级专家”，那一定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扑”，偏偏这批评主要来自党内专家，而且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如邵荃麟、何其芳。他们一个主管中国作家协会，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文学所所长，都是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的领导者。他们把55级同学一个也不能少地请到王府井八面槽的中国作协会场，听他们做长篇报告，细细地分析、批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公式的错误。这时55级已是名噪一时的教育界“大跃进”的先进典型，邵、何等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究竟是他们个人的顶风行为还是有什么来头，不得而知。这里姑且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做一些分析。
茅盾在“反右”之后提出他的文学史公式，当然也会有他的针对性。但是到了1958年1月开始发表《夜读偶记》时，“大跃进”的高潮已经掀起，农村出现“新民歌”运动，特别是毛泽东，亲自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一时间浪漫主义的身价大为飚升。而按照茅盾的公式，是把文学史上的积极浪漫主义归人现实主义，把消极浪漫主义归人反现实主义，这实际上贬抑了浪漫主义，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毛泽东的新观点里这两种创作方法是平等的、并列的，在强调革命理想的时候，浪漫主义甚至更重要些。邵荃麟、何其芳那么起劲地反对“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可能有学术思想上的原因，但会不会也有为宣扬毛泽东的“二革结合”新观点扫路的意思呢？1959年，邵荃麟还专门在北大做了一场关于“二革结合”的报告，所要论证的就是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从来都是不同程度地与浪漫主义结合着的。这些行为透露出的信息，也许可以解开邵、何反对茅盾的观点，并且拿当时影响很大的55级的“红色文学史”开刀的原因。
年轻的55级同学，包括那些想“撞上”的，显然对这种文学行情的变动认识迟钝，只感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红色文学史”非改不可了。这就是它出版不到一年就全面修改，扩大为四卷“黄皮书”的原因。但这么一改，就把自己与“一切资产阶级文学史的根本区别”轻轻地抛弃了。套用一句老话：这部文学史的“革命性”就被“阉割”了！而且在1959年，又因时局的变动，开始强调团结旧知识分子，《人民日报》发表小文章，批评55级没有感谢老师的教育培养，又要他们来担当未能尊师之责。许多同学对党报为什么这样批评不理解，还瞎猜是李希凡写的，后来问过李先生，李先生否认。到了“黄皮书”，所有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内容全都删去。
“红色文学史”套上“革命”观点、红色外罩，但内容不见得都“红”。只举最著名的李、杜的诗为例，它肯定了李白诗歌的“反战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肯定“李白诗歌的人道主义思想也表现在能够写出人民的痛苦生活，直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认为“杜甫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人道主义“通过对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赞美而深刻地流露出来”。到了“黄皮书”，对古代文学遗产的肯定就更多了。岂知此时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