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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桃红的面子上用金线挑朵绣球花。偶尔有只鸟来，在上面啄一下，叫一声，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着，让人疑心它睡着了。
每年那个时候妈收拾衣箱，小房间里满是干净暖和的旧衣服味道，纸窗外是水洗过一样的清清楚楚的北方的秋天，我穿深红的灯芯绒上衣，小小的荷叶边，妈把两条麻花辫子给我挽起来，用浅绿的绸布系紧，在宝蓝色的小镜子里孜孜地照了又照。是小门小户的孩子才有的乐趣。
那时我四岁。已开始上一年级。每日黄昏小凳子上看《岳飞传》，一颗字一颗字按着结结巴巴地念。奶奶给一粒水果糖含在嘴里，到吃晚饭时按一按小腮帮子，硬梆梆地还在。
十二岁时我已升入中学，日日城北走至城南，成绩差强人意。
整整六年的时间，我一直留着“日本头”——也就是齐眉齐耳的短发。衣色黯淡，像只暗色影子，闪躲在隐隐约约的人海。
阅读任何写有字的纸都令我狂喜。我站在狭小的储物间，看《警世恒言》、《红楼梦》、批判胡风的文件、我妈读中文函授的所有教材和我爸的中医杂志里稍有文学性的内容。我几乎是毫无鉴别力地贪婪地吸收着每一颗字，好象那里可以寻找到这个世界的意义。
我考上南方一所二流大学，在那里学会谈恋爱，跳摇摆舞，靠写文章出尽风头和赚到生活费。去唱歌时，我试着找过那一首，从来没有。只有一首接一首的粤语歌。
跟小男生在南方湿润的夜雾里牵着手走，他低低唱李国祥的“摘下星子千串，挂于你窗前。”墙侧有桅子花香暗暗传来，不是不快乐的。
十九岁那年我开始做《夜色温柔》的时候，郑智化《让我拥抱你入梦》这首歌是我的片尾曲。而彼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拒绝做一名小会计，自作主张迁了户口和工作关系，租来城市边缘的两室一厅，空落落的房子，我在地板上扔几只大垫子，随坐随卧。陶瓶里几枝野地里捡来的荆棘，苍黄老绿。靠积蓄买到一台CD机与可喝红茶的水晶杯，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开始的日子最难捱，在陌生之城，听不懂方言，没有钱，没有朋友，于人情世故一律不通，又是青春期最难看的时候。十九岁生日那天身无分文在滂沱大雨中走到电台去，在节目中说“要做一只翩飞的白鹤，飞渡寒苦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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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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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一个电话，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常常是这样的。2000年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陈虻打来的。当时我正在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任主持人，在那一档节目做得轻车熟路，也有不小年轻人喜欢看，但我知道，娱乐节目中的繁华喧闹，只是平淡市井生活人为的错象。
我一直做文娱类节目主持人，很遗憾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央电视台大名鼎鼎的陈虻，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当时陈虻正在为新改版的《东方时空》，四处搜罗主持人。他说希望我能加盟，我说，我没有做过新闻节目，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他给我的理由是：“你的说话方式与众不同。”
我的心在欲望的挣扎中蜕变，一股渐渐升腾的力量，让我躁动不安。这是命运交错的时候，生命在转身的一瞬，将如烟花一般绽放。我当时非常果断，接受这一挑战。那一年，我24岁。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这里是中国电视精英集结的地方。可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一份水深火热的工作，是领略风光之前必须接受的挑战。
我有些迟疑，但更多的是兴奋。来到中央电视台我做的第一期节目，是关于ETS与新东方的官司。每天，三四点才从机房回家，一个人爬上18楼的宿舍，心跳的感觉与攀爬的步伐一一合拍。我打磨着自己身上那些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气息，使自己沉入新闻中。从对华丽表象的追求，到内在意义的探寻，这与我的记者定位渐渐吻合起来。
这时我的人生航向调整了一个角度：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有时候，人生的航向不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而是向下。在人流熙攘的地方，没有景色，在繁华绮丽的背后，是空虚无奈。这时候，人生的航标是向下，向最深处，那无人企及的地方，深深地潜入社会最底层，去挖掘社会最本质的东西。
我赋予自己人生更多的责任与使命。作为记者，我获得了职业的便利。我绝不把当记者仅仅作为谋生手段。
于是，我不再是《夜色温柔》里那个温言软语的那个小女子，我把自己心的锚抛向最深处，让自己的视线穿过最错踪复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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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到现场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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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慢慢积累着自己的从业经验，也在不断地以个性的独特的方式来演绎她的新闻。仿佛离成功越来越近，但我并不知道在哪一刻，幸运女神会向自己招手。很多人因为没有坚持到这一刻，黯然离去，或者，在岔路上，与幸运女神擦肩而过。经过了一次次预演，我知道我会不断接近自己的目标。
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我的新闻表达方式虽然与众不同，并没有遭遇封杀。有容乃大，在中央电视台，我的最初尝试得到了庇护和肯定。
2003年2月24日上午，新疆巴楚、伽师地区发生6。8级地震。当时节目负责人白岩松对我说：“去伽师，给你半小时，去收拾一下东西。”半小时之后，我赶往机场。五个多小时的军用飞机，再转乘7个多小时的卡车，凌晨，我到达了伽师。落脚在一片瓦砾，断壁残垣之中，人们在举行葬礼。我立刻明白了，什么是新闻。新闻像一盆水，兜头浇下来。
这是一种令人震撼的，可以触摸的，让人置身其中东西。
早晨，两个小姑娘在倒塌的校舍边烤着火，她们是新闻。一位从废墟中走出来的老大爷，一只脚上是皮鞋，而另一只脚上是布鞋，他也是新闻。在倒塌的半截房子里，湿漉漉的被子，发霉的气味，让我对新闻的定义有一种顿悟。在那里，我突然有了一种忘我的快感，找到了自己的欲望所在，我捕捉着新闻最鲜活的元素，采集着那从土壤里一片片长出来的，带着露水和生命气息的新闻。那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一个记者，他的使命不就是去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去找到真实的新闻吗？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我要找的新闻。
浸泡在其中，才能呈现真实的新闻。我一直相信，记者亲身抵达，亲耳所听，亲眼所见，才是真正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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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倾听是发自内心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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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倾听是发自内心的
采访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身体前倾。这是一种发自心灵的倾听姿态。倾听，我可以更贴近被访者的内心，新闻的背后是心灵。消除芥蒂，建立一种信任，而且更具有人文色彩。有的观众朋友形容我的发型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来到甘肃武威的双城镇。那里，发生了6名学生连续服毒事件，两名死亡，四名获救。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少年选择了这样极端的方式，这是我要探寻的谜底。
但孩子们选择沉默。我并不急于得到什么调查结果，而是如抽茧剥丝般，慢慢地和他们交流。用“听”的方式，让孩子们说出他们内心的秘密。让我内心震撼的是，这些孩子的“死结”，竟然从没有成年人倾听！包括他们的父母、老师，没有人了解和关照他们的内心世界，也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进行疏导和教育。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封闭着，甚至，死亡也成了他们彼此相守的承诺，相约的快乐！
这些被认为不愿意开口说话的孩子，一直在内心深处渴望着倾诉，只是不知道该向谁倾诉。通过采访，这片刻的倾听，使我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会常常打电话给我，和我聊天。
无论对怎样的采访对象，我都十分重视倾听。倾听让事件的展现更趋于真实，也让观众有了独立判断的依据。
揭开中国的伤口，让鲜血流出来，给人们以治愈的希望。
《新闻调查》的许多揭露、批评性的节目，都意味着记者要经历一番曲折的采访，甚至要深入危境之中，在虎穴狼窝里与恶势力斗智斗勇。《深圳外贸骗局揭秘》是我跟踪拍摄深圳骗子公司的一期节目。那些设置骗局的外贸公司一切都是假的，他们跟外商签订的合同是假的，承诺给生产企业的预付款也是假的，他们用各种手段收取企业的各种现金费用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与黑社会相勾结，雇佣打手，企图把他们的骗局进行到底。
我在追踪采访中，便与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打手短兵相接。他们随时都有攻击的可能，危险步步逼近。他们大声地呵斥驱赶着我。我不动声色地向摄像师递了一个眼神，看到摄像师并没有惊慌，他腋下夹着包的姿势表明，他正在拍摄。我知道面对的是一群随时可能动用暴力和血腥手段的黑社会打手，但必须与他们周旋，这也是采访的一部分，是节目中最有张力的元素，可以更清楚地让观众了解到骗局的真相。
在那样的场合，我反而是兴奋，刺激。那些家伙把自己打扮成早期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模样，戴着很粗的项链，有几分粗鄙，张牙舞爪。我甚至想揶揄他们几句：“瞧您这副行头，太老土了。现在吃这碗饭的，人家早都扮绅士了。”
当与这些具有危险性的人过招时，要了解他们的爆发点，接近他而不是触怒他，让他们充分表演，这是新闻最有震撼力的东西。
我知道，自己必须是清醒的，而不是麻木的。要通过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去发现那些比戏剧更具戏剧性的真实生活。
我必须去行动，去改变。
我需要去批判，也需要去同情。我需要感受人们的痛苦，再通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