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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自己必须是清醒的，而不是麻木的。要通过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去发现那些比戏剧更具戏剧性的真实生活。
我必须去行动，去改变。
我需要去批判，也需要去同情。我需要感受人们的痛苦，再通过我的采访表达出来。在道德的重建、社会公共体系的不断完善中，一个记者，到底能做什么？
我看到了伤口。那是中国的伤口。记者的职责在于：把溃烂的伤口挑开，挤出脓疮，让鲜血流出来，给人们以治愈的希望。
所以我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当中埋藏着无数故事，只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揭示。
家庭暴力是屡见不鲜的。但有一个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女性暴力案件中，杀夫的案件占总数的60％以上！这个数字背后，又埋藏着多少女性的悲剧。我走进了河北的一个女子监区。有人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侮辱她的姐妹，扼杀她的孩子。在中国，他可以这么做，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而且不会受到惩罚。——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这个不幸的女人，就是我的采访对象安瑞花。我在节目中引述国外一些相似的案例，因“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由而豁免一些女性犯罪，结果在节目播出之后，我也得到一个好消息：河北女子监狱的这位女犯获得轻判。
虽然不能寄望新闻报道会改变世界，但毕竟可以去渗透，去影响大众文化的土壤，努力营建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
在精神病院采访，那些通过治疗得以控制病情的人们，围坐在我的身边，讲述他们的遭遇。他们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但没有人能相信，他们都曾在发病时杀过人。当他们不由自主地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从自身到他人的双重悲剧便上演了。
所以，我们应该更关注人，人的命运，人的幸福。人们常常把同性恋者视为异数。但有谁能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有谁倾听他们的诉说？在采访艾滋病患者的那期节目，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是那么渴望说出自己生活的真相。那个身为同性恋，也是艾滋病患者的小伙子，直面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把蒙在身上的羞耻的幕布扯了下来，他们期待着人们理解他们并非异端的生活。
我策划的节目多是主题性的调查。我把它看作是记者的一项使命，常常是，我的调查得不到专家相关的研究数据，采访必须承担很多社会学调查的任务。甚至，我的调查成为相关事件处理的某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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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倾听是发自内心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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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是我的后盾
我做了一个弱势群体系列：青少年系列、家庭暴力系列、流浪人群系列，精神病人系列，命运迥异的人们，特别是社会特殊人群，随着我的寻访，走进了人们视野。
我把对人的关注，延伸到那些被人们忽视的人。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对爱的理解；少数人的声音，黑暗的角落，也会是最寻常也最容易被遗忘的地方。比如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从那里孕育和长大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对下属说：“闭嘴，不许你说！”的领导。我关注着人们生存的环境。
记者需要以旁观者的方式去冷观社会，记者更需要有承担责任的抱负与勇气。
不见刀光剑影，只见衣衫尽裂。
一位道行高深的剑客，并不一剑出手，血光四溅。而是不见刀光剑影，只见衣衫尽裂。
有时，意味深长的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我的采访并不喜欢张扬，而是蕴意其中。我会有意识地把握采访的节奏，以一串看似简单，但环环紧扣的提问，让答案明了而无可掩饰；那些看似无言以对，却一清二楚的提问，成为观众最需要的呈现。我在采访中追求一种境界：不见刀光剑影，却见衣衫尽裂。
通过采访，给观众以想像的空间。
对于女记者，首先必须非常具有职业水准，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不要让同情心成为绊脚石。
我观摩过许多世界记者的采访。比如我很欣赏美国记者莱斯利看似漫不经心但别出心裁；喜欢法拉利的大胆干练；推崇芭芭拉·阿尔特斯的真诚朴素。
以前那种水袖似的武功，现在没有用了。必须从蹲马步开始，才有可能开始另一段境界。
在我完成的众多“基本是对抗性”的调查报道中，采访常常会充满质疑，咄咄逼人。当对方明白无误地开始“对抗”的时候，我便以自己特有的柔和的犀利步步相逼，问到死角，同时又要把握节奏。通过层层剥析，还原事实本身，穷究事实真相。
越做调查，越感到探究事实真相的不易。因为所谓客观公正没有可以量化的标准。每一次做节目，我都会问自己：做到了吗？客观公正在节目中便是记者心中的准则，它体现在展示事件的过程中，体现在细节里，尤其体现在如何对待有争议或者可能是“负面”的人物上。
2003年，福建省三明市残联在白内障患者复明工作中组织不当，导致患者失明。我前往做了一期《失去的光明》。在采访三明市残联主任的1个多小时里，我认真地倾听这位当事人的苦衷和懊悔，没有鄙夷，更没有指责。采访结束，残联主任哭起来，说，从来没有哪个记者像我这样听她说话，大家总是一开始就质问。而我是在寻找均衡的尺度，我会尊重基本的事理人情。
我的“采访探索”曾引起很大争议。在《双城的创伤》里，我作为调查记者，该不该抹去被访孩子的眼泪？在《张润栓的年关》里，我该不该用手语？在《时空连线：飞越的极限》里，我该不该在演播室里对不幸身亡的教练和队友进行锋芒毕露的质疑、毫不留情的提问呢？作为一个女性记者，职业让我必须坚硬，思想让我清醒尖锐，我不能因为心存怜悯而失去批判的力量。
我没有放弃对新闻采访新形式的探索。面对争议，我有自己坚持的理由：如果一个新闻记者不受争议、不受评论，那才是最失败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背叛，而是坚持。
小说是创作，新闻节目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个人作品
小说是作品，新闻节目也是作品吗？我认为，新闻节目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个人作品，只不过是以事实为依据。这应该是对新闻涵义的独特领悟。
正因为新闻节目是作品，所以，不同的采访手法，不同的叙事方式，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剖析，都有作者个人的因素。
固然，新闻是以事实为依据的，那些原始的材料，最后制作成新闻节目的时候，它就成为记者的作品——记者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对事物解读的方式，都呈现出来。特别是在调查性新闻节目中，记者调查的介入，使他成为新闻中的一个角色。
“我用我理想中的声音在说话”，作为记者，要敢于面对社会问题，敢于承担责任，记者的同情心和真诚，使新闻作品有着非同寻常的震撼力。
我追求新闻表达的独特性。独特性是存在的理由。
我走进被采访者内心去体验：随他们一起重历痛苦。我要展现给观众的，正是他们所关心的、追问的。
感同身受，推己及人。
其实，我也曾经历迷失自己的时刻，去模仿别人说话的方式。当娴熟的职业化操作与杰出的个性相结合的时候，便达到了一种超然的境界。
在看似漫不经心的采访中，作为记者，导引着事件的铺陈，把握着交流方式、语言的张力和美感。
虽然没有经过新闻专业的训练，但我做过多年的电台节目主持人，知道什么可以打动人，什么可以引起共鸣。我会尝试用不同的方式采访不同的对象。比如为了采访聋哑人，我会在采访之前去学哑语。
在采访现场，我视觉和嗅觉异常敏锐，捕捉着与事件相牵连的蛛丝马迹。
在中央电视台做一名记者，十年，甚至更久，是我可预期的未来，而写作，是我不可预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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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倾听是发自内心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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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终的皈归是文字。
我很迷恋写作的状态，那是忘我的。从清晨，日影迁移，一直到日暮。
看书、写字有一种很大的愉悦感。王小波曾说，驱使人创作的东西是自我，是灵魂。写作让我很满足。
魅力招数：安静的柴，点燃，就是一团火。用柴静式激情，用“我理想中的声音在说话”，用美丽和柔弱敲击出震撼人心的声音。因为她有着坚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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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道：以超常勇气；突破新闻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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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让她穿越白色恐怖，见证历史。
2003年4月，柴静到《新闻调查》报道的当天，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非典报道。这个学名叫做“非典型肺炎”，英文缩写为“SARA”的东西，因为它的突如其来，因为它的极强传染性，因为它与死亡的密切联想，更因为它的不为人知，引起了那个春天全国性谈非色变的恐慌。
媒体的担当在此时是无可比拟的。它需要传递勇气，消除恐慌，振奋精神。而要做到这一切的，需要最前沿的报道。
谁，必须穿过大众的视线，进入白色围城，去见证死亡？谁，必须穿越恐惧的危境，去揭示真相？去体验生与死的较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摄像机的战斗力，胜于千军万马。
柴静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狂喜。非典，危机时刻，生死较量，怎敌她按捺不住的欲望？那是她记者生涯梦寐以求的机遇，所有热望，所有的激情，在这一时刻都释放出来了。
在医院，她和院方软磨硬泡地谈着条件，希望能让她和摄像师一起进入非典重病监护室。但没有获得同意。柴静决然地请求，她一个人进去。因为，她必须亲历这一历史时刻。
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推门而入的那一刻。门在身后随即关上，一切，仿佛置身于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