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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诏谕赍赐，带回珍宝异石、珍禽异兽；返程时访问了暹罗，并将渤泥国王带到中国。第三次出使甚至比第二次更加紧迫。诏书下达的时候，郑和还在海上。如果按季风时令当于１４０９年六七月返国，而这年９月郑和已再次挂帆远航。此时，明帝国的船队更像是常驻海上的“维和部队”，“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第三次下洋规模宏大，航路没有多少变化，沿途却访问了更多的地区、国家，政治外交业绩也更辉煌，如占城盛大的欢迎，废立锡兰国王，暹罗遣返何八观，建立满剌加王国并带新国王来华等。按永乐帝的旨意，此次航行应扩展到西亚。或许因为锡兰山事件的羁绊，此次未能远渡阿拉伯海。第四次下洋的使命包括出访印度洋以西的国家。１４１３年底季风一到，船队启航，大宗船队沿旧航路到古里后，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忽鲁谟斯。而分宗船队已自苏门答剌出航，扇形向西渡印度洋，访问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和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向北过阿拉伯海，抵达阿丹、剌萨、祖法儿，自阿丹再分宗进入红海，访问天方国、默伽、默德那。第五次远航航路不同，先历西洋诸国，辞还占城、满剌加、爪哇、旧港、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科枝、溜山、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麻林等二十多国的使节；再通东南诸番，访问渤泥、苏禄、吕宋等国。其中那位率三百四十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华的苏禄国王叭都葛巴答剌，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永乐皇帝为他在德州营造了壮观的陵墓。
第六次下洋在１４２１年１月，使命除例行辞还贡使外，似乎主要是贸易。此时大明国势盛极，数次出洋，从南海到印度洋的中国势力格局已形成，在满剌加、苏门答剌、古里等地已有帝国的常设机构，如“官厂”（仓库）、宣慰司之类。从这些地方出发，船队分宗远航，西抵南非海岸，甚至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西南非洲海岸；向南船队到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去中华绝远”，历时三四年。第七次远航在八年以后。永乐皇帝去世，仁宗朱高炽登基，诏令停止下洋。１４２２至１４３０年间，郑和及其下洋将士守备南京，直到宣宗即位，他想起祖父当年“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盛况，才又派郑和出使西洋。第七次出洋的航程基本上与第三、四次相同，历时三年。行前在江苏太仓、福建长乐、湄洲岛大祭天妃宫，树碑立传。此次出航与其说像是乞保来程平安，不如说更像对往事的纪念。
高潮很快过去。二十八年，七次浩大的远航，在东方千年航海史上，不过是一瞬间，辉煌但短暂。到了１４３３年，郑和在古里病逝〔３〕，王景弘才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头发、靴帽带回中国。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太仓刘家湾，宝船将永远停泊在那里，在南方温润的港湾里腐烂。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
三
这么辉煌壮阔的远航，为什么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呢？开始令人惊异，结束令人惋惜；在敬意与惋惜中，历史变成“奇迹”。郑和为什么远航、又何以能够远航？
郑和远航直接的动机来自他身后的那个皇帝。因为永乐大帝有许多理由遣使出洋，诏谕即位是其中之一。北穷沙漠，南极溟海，日出日没之间，舟车可到之处，在天子的野心与胸怀中，都是帝国天下。让自己的臣下知道与让他们臣服一样重要，这是名正言顺的动机。其次，也许还有一点隐密不便直言。永乐皇帝的江山是从他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夺来的。建文帝下落不明，成了雄才大略的成祖的一块心病。“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４〕再次，海禁禁民间贩洋往蕃，致使“商旅阻遏，诸国之竟不通”。这样，东南沿海的私商贸易受阻，不仅使百姓市无番货，而且使帝国府库也空虚。派遣帝国船队出海，贸采奇货珍宝，不仅可以充溢府库，还可以以正规的官商贸易取代私商贸易，将民间的自由贸易纳入朝贡赍赐的政治体系中，使得经济贸易与帝国政治异想天开地结合在一起。最后，永乐皇帝是一位有世界帝国野心同时也感到自己有建立世界帝国实力的皇帝，五次亲征漠北，派二十万大军讨伐安南，完全有理由派遣一支船队出使西洋。因为在中国的世界观念中，帝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抚绥四方，德化诸夷，重建朝贡—赍赐贸易体系，只要国力许可，就自然成行。而明初盛世，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共享太平天下的帝王理想就可以实现了。
郑和何以能够远航？如此庞大的规模，如此遥远的航程，六百年前，历史为它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汉武帝曾遣太监出海市易，用黄金杂缯换奇石异物，抵达马来半岛、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附近和印度河流域。王莽派人去孟加拉找犀牛，走的也是海路。４１４年，法显和尚从印度自海路返回，乘锡兰山的独桅三角帆狮子舶。６７１年，首批大食番商在广州登岸。以后，从亚丁湾到珠江口、泉州湾，大食季风客岁岁挂帆印度洋，常来常往。７６２年，在怛逻斯战役被俘流落西亚十余年的杜环，又乘大食商舶回到广州。由此看来，从西亚到南中国港口的航行，已经有千年的历史，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在当时既不是探险，也不是发现。
航路是旧航路，港口也是旧港口。最初是“番舶”，所谓“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狮子舶”、“婆罗舶”，或者统称为“波斯舶”，往来于亚丁湾、南印度与珠江口、泉州湾。两宋间中国人开始建造大型海舶，“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以泉州为中心的中国闽、浙沿海的航海、造船、贸易规模，已超过阿拉伯世界，中国客舟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５〕１３４３年，突尼斯人伊本·白图泰在卡利卡特（古里）候中国船来中国，发现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往来的都是中国船。而且大船舒适豪华，可载一千位乘客，六百名水手，四百名士兵。
郑和远航在当时，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奇迹。郑和远航前两百年，中国舟子海商，已成为古老的印度洋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并且南宋王朝有船运之兴、市舶之利，曾经装备了一支庞大的水军，拥有数千艘战船与五万名水兵。这支水军后来一部分护送幼主帝昺漂泊到广州外洋，成为“海军”，另一部分投降大汗，成为远征日本、爪哇军队的一部分。１２８１年，在蒙古大将、阿拉伯舟师率领下，大汗远征军十七万余人，乘中国船匠制造的四千四百多艘大船，从朝鲜半岛与舟山群岛出发远征日本。可惜的是，一场台风使这次规模庞大的海上征服毁于一旦。由此可知，蒙元帝国有更优越的条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大明王朝在最初强盛的一个世纪里，继承了蒙元帝国的海军传统，在装备与组织形式上更精良有效。
郑和船队从长乐港到中南半岛的占城，从占城到马来半岛的满剌加、爪哇再到锡兰，从锡兰到印度南部的古里，从古里到波斯湾的忽鲁谟斯，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天方，埃及的米息，或从阿丹到东非的木骨都束、麻林地、慢八撒，泛海九万里（往返），所历三十余国，所有这些航路，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更值得一提的是，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在历史上也与中国有过交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远航自然而必然。
四
郑和下西洋，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远航没有继续。１４３３年，那个如火的七月，大明帝国的船队静静回航，驶入太仓刘家湾。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明史》中对郑和的记载，六百年后读起来，还令人感伤：“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资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政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６〕
好端端的事业，为什么戛然而止，仅因为新皇帝的一个念头、一纸诏书？实际上也不尽然。停止下洋，自有道理。大明帝国的远航难以为继，首先因为它缺乏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一种“挥霍”。“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时人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筹备远航已成为时下一大苛政，官军匠户纷纷畏避逃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郑和七下西洋二十八年间，南京地区手工业的匠户锐减达四分之三以上。有人曾强调郑和下洋的贸易实质，可是，当我们了解了朝贡贸易厚往薄来的原则和贸易品的性质，就不难猜测其荒唐的行为。每次出使，朝廷都要备大量的赍赐品；贡使来朝，又有大量赏赐，这些物品多为陶瓷器、缎匹、纱绢、丝绵、铁货之类的用品。如果是贸易，就要有出有入，船队长驶远驾、充舶而归的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大多是香料珍宝之类供皇宫与上流社会玩好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无关。“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樟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７〕
郑和七下西洋，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被海禁政策窒息，“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一个荒唐的游戏。航海那些年里，确有许多异邦远国贡使来朝，但他们是“慕义”而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