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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巴扎洛夫死去时，父母亲“都倒下地去了”。下葬后的整整一年里，两个老人一次次蹒跚着去墓地：“他们互相搀扶着，慢慢地走来；他们走近铁栏旁，跪在地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哭得很苦，哭得很长久……”
日本女诗人加贺千代年轻时，儿子在河边捉蜻蜓落水身亡。这事给加贺很大的打击。丈夫死后，加贺出家为尼。许多年过去了，一天加贺看见孩子们在野外跑着捉蜻蜓，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孩子，顿时无限悲伤涌上心头，于是写了一首著名的俳句：
我的爱子啊，今天你又跑到哪里去捉蜻蜓了？
苏联作家巴乌托夫斯基僻居某小县城写作时，房东女儿安菲莎爱上“活不长”的患病少年柯里亚，遭到整个家族的反对。巴乌托夫斯基多次看到安菲莎痛苦的目光，猜想她的生活中有什么秘密。安菲莎后来投河自杀。巴乌托夫斯基陪其家人用了一夜的时间找到了她的尸体——她躺在堤坝旁“一双浸湿的沉重的金色辫子搭在两边，苍白的唇上挂着一抹歉仄的微笑，显得说不出的美丽。”巴乌托夫斯基后来就此事写了一段著名的文字：
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那比死还强的无限的女人的爱。在那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但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爱情。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这种爱情大都注定落在俄罗斯女人身上。〔２６〕
蒲松龄写过一篇凄美的鬼故事《吕无病》。书生孙麒年轻时丧妻，居山中别业，遇一年轻女子。她自称“吕姓，小字无病，慕公子世家名士，愿为康成文婢”。于是，孙麒纳其为妾。孙后又娶妻王氏，王氏对吕无病专横跋扈，与孙终日打闹。孙无法忍受，托到京城处理要务时远走他乡。王氏接下来对前妻的孩子（不是吕无病生）百般虐待，无病事王氏“鞠躬屏气”，只能暗地里照顾孩子。孩子频频受王氏打骂，得了惊吓病，尽管吕百般照护，身体仍日见衰弱。一天孩子抱着吕哭，听到王氏声音，突然气绝。吕大哭，妇怒曰：“贱婢丑态，岂以儿死胁我耶！”无病忍住抽泣，请求埋葬孩子。妇不许，“立命弃之”。无病与乳母偷偷埋葬孩子时，发现小孩胸口还有热气，经过按摩，小孩略微复苏。吕对乳母说，你赶快把他抱往杨家岭，我随后就来。遂回家偷了金银首饰，赶到杨家岭。无病用首饰在当地租房安置乳母与孩子，并请医生为孩子治疗，小孩终于被救活。做完这一切后，无病对乳母说：“媪好视儿，我往寻其父也。”乳母“方惊其言谬妄，而女已杳矣”。其时孙在京城刚刚睡下，“女悄然入，孙惊起曰：‘方才眠已入梦耶！’女握手哽咽，顿足不能出声。久之久之，方失声而言曰：‘妾历千辛万苦，与儿逃于杨——’句未终，纵声大哭，倒地而灭。”孙悲痛欲绝，赶紧回去救自己的孩子。吕无病后来在书中再没有出现。孙悟到无病是鬼，“感其义”，用吕无病以前的衣服做了个衣冠墓。墓碑上刻：“鬼妻吕无病之墓”……
伤悲、茫然、疑惑叠加在一起，原来恬淡的细节都显示出更深的悲哀，物哀不期而至。但明伦（聊斋评注者）评“女握手哽咽”至“倒地而灭”的那一段时说：“每读至此，为之泣数行下。”这“泣数行下”，也可说是物哀的本质。
近年来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愈来愈为世界所了解。纳西族从前以亚洲及世界最高的情死率被名之为“悲剧的人民”。俄裔学者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里写道：“丽江的确称得上世界殉情之都，家家都可以数出殉情死去的一两个家庭成员。”〔２７〕百多年来，因爱情不幸，一对对青年（也有中年）男女到玉龙雪山殉死，人数之多，可说是成千上万，这真是世界史上悲惋沉重的一页……
可是纳西人的性格还有忘情的一面。
忽必烈占领云南那些年，纳西族从蒙古人那里学会了驯服老鹰的本领，从此迷上了放鹰。纳西人的架鹰出猎带着一种忽视生命的倾向：“鹰在天上搜寻，俯冲捕捉野兽，一冲数里开外，人在地上拔腿追赶。如此一路往前，离家乡越来越远，竟然就不回来了。”有的人追鹰追得忘记了一切，前面是悬崖峭壁也飞奔过去。“更有人随鹰儿远走，十年过后，才想起：‘喔，要回家了！’”〔２８〕
后一个例子似乎说不上悲在哪里（怎么能与殉情相比？）。但后一例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伤之情。为了追鹰，从此不回来了；为了追鹰，竟然连悬崖也奔过去。
“十年过后才想起：‘喔，要回家了！’”忍也忍到极处了，淡也淡到极点了。
让我们再回到日本。物哀意识渗透到了日本人的感情世界，影响到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变成了该民族心理基因的一部分，由此派生出种种或不可理喻或极其壮烈的行为：
山口百惠在演艺事业最辉煌的时刻急流勇退。
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在文学创作顶峰之际自杀。
武宫正树、大竹英雄……在棋赛中，宁愿全军覆没，也不愿放弃“美的棋形”。
塞班岛战败，七百多日本女生以跑步方式集体跳崖。
日本老人情愿饿死也不领养老救济。对这些老人来说，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形同虚设。据１９９６年日本报纸报道，老人饿死家中的事例仅在东京就已发生一百多起。
日本许多地方有“伊豆的舞女”雕像，但真实的“伊豆的舞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据说还活着）终生不现身，因为她怕自己的老态损害了世人心目中美好的舞女形象。
……
物哀熏陶使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异化。“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旗中，以纯白为底色，恐怕日本国旗是绝无仅有的。”〔２９〕日本人爱白色，是因为白色像雪，而雪代表纯洁，且“雪容易消融，蕴含一种无常的哀感，与日本人的感伤性格非常契合”。日本的戏剧歌舞伎在“表现悲哀场面时，与中国、欧洲的戏剧惯用悲痛欲绝的夸张动作来表现其悲哀之深沉与巨大迥然相异，多采用静寂地忍受着悲伤的动作，让观众从更深层面去感受这个场面所表现的悲哀的心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歌都是雄壮的，然而“日本国歌带有哀调，连摇篮曲也很悲怜，闻之伤怀。这种‘物哀’的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３０〕。
物哀意识诞生于日本，与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３１〕。日本列岛自古以来经常为雾霭所笼罩，自然风光留给人们的是朦朦胧胧、变幻莫测的印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一样在狭窄地域集中了如此之多的美景——雪山、海滩、山涧、峡谷、温泉、瀑布，林木葱葱，繁花似锦，小桥流水，幽雅庭院。故而说日本国土处处诗情画意并不为过。同时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自古以来被如此之多的自然灾害所频频袭击——火山、地震、雪灾、海啸、飓风、战乱……多少年来日本人常看到的是美稍纵即逝，顷刻化为乌有。一切使他们相信，美好的事物是不稳定的。而佛教的传入，更强化了日本人的这种认识。杨薇说：“佛教所揭示的人生的虚幻感以及万物流转的‘无常观’更加速了日本人本已获得的朦胧的‘物哀美’意识的完成。”〔３２〕
世界上最能领会日本艺术美的民族，大概非汉民族莫属。茅盾说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了许多优秀作家，此与这些作家曾经留学日本有很大关系。许多中国作家热爱日本文化是发自内心的。叶渭渠说：“日本绘画很少追求繁复的结构和浓艳的色彩，多是结构简雅，追求中间色，注重线条的单纯性和色彩的淡泊性，以幽婉清丽的情趣为主，富于恬淡的韵味。日本音乐的旋律单调，却蕴含着无穷的妙味，让人心中回荡着余韵。日本舞蹈的动作柔和缓慢，却在其中显露出一种内在的张力。……日本的和歌、俳句形式越来越短小，却可以准确捕捉到眼前的景色以及瞬间的现象，由此联想到绚丽的变化和无限的境界，更具无穷的趣味和深邃的意境。”〔３３〕郁达夫曾就日本文艺美的特征说过这样的话：日本文艺“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义”。它“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其所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短短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地使你如吃橄榄，越吃越有味”〔３４〕。戴季陶说：“日本的‘山水都是幽雅精致，好像刻意雕琢成功一样。这样明媚的风光，对于他们的国民当然成为一种美育’。”戴并且指出：“日本人审美的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周作人说：“日本国民天生有一种艺术的感受性。对于天物之美，别能领会，引起优美的感情。如用形色表现，便成种种美术及工业的作品，多极幽雅纤丽；如用言语表现，便成种种诗歌。就在平常装饰、一花一木，或食用食物、一名一字，也有一种风趣，这是极普通易见的事。”〔３５〕周作人曾就东京留学生涯写了一段怀念文字：“……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再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３６〕鲁迅虽然对于日本文学的涉猎不及周作人广泛，但对于日本语言与文字之美，其感情不亚于其弟。他在译《桃色的云》的序言中说：“由我看来，日本语实在比中国语优婉。而著者又能捉住它的美点和特长，所以使我很觉得失去了传达的能力。”〔３７〕
注释：
〔１〕〔２６〕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著：《金蔷薇》，李时译，上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