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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５日，英国业余历史学者、退休的皇家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发布了自己的新发现：郑和比哥伦布早七十二年发现新大陆！传统史料证明，郑和下西洋到过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和东非海岸，最远可能还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但孟席斯认为，郑和的第六次远航，远到拉丁美洲、加勒比海、澳大利亚，在麦哲伦前一百年环航地球。这一研究表明，中国人不仅在西方人之前发现美洲、环航地球，而且启发了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其后，意大利旅行家尼古拉·康悌从印度或阿拉伯地区，将郑和的海图带回欧洲，于是１４２８年葡萄牙人的地图已经准确地标明了好望角、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岛屿的位置。葡萄牙人航海不是瞎碰，而是按照郑和船队提供的航海资料寻找海图上的海域海岸与岛屿。据说孟席斯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比如，在加勒比海发现九艘中国古代船只的残骸。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孟席斯带着他的新著《１４２１：中国人发现世界》到中国，在南京、云南和北京巡回讲演。他的发现，在西方如果只是一种有趣的海外奇谈、有畅销书的卖点的话，那么在中国，意义就远不一般。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能够提供更大的想象与诠释空间，让中国人摆脱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压力，重温古老深远的帝国梦。这或许是郑和远航六百年预演的一次最盛大的想象祭奠。尽管孟席斯的大胆假设，有人为之振奋为之鼓舞，无人为之求证为之落实，但或许关于郑和，国人的文化期待，本来就是神话，而不是历史。
然而，不容细想深思、追问下去，还是令人遗憾多多。即使是这么石破天惊的发现，也无法驱赶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阴霾。因为，如果中国人早在西方人之前就发现美洲、环航地球，那么后来他们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中国人发现美洲，美洲却成为西方人的天下，为什么中国人率先环航地球，如今的全球化文明，确乎一种西化文明？西方现代性观念中早就有这样的说法，即中国文明先进，但却停滞了，西方不断进步，从历史到未来、从西方到世界，后来居上。因此，孟席斯的惊人发现，最终还没有超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反倒是换一个角度参与了该话语的生产。中国的帝国梦幻，在郑和神话中，最终也是一种影戏，不能持久、不容深究。
实际上，真正的提问是，中国为什么不像西方那样扩张、为什么不是西方？
首先，不能从郑和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说历史。本来两种远航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知道了近代东西方竞逐富强的结局，再回去翻说历史，似乎人类历史的发展完全是欧洲模式的普世工程，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无从选择。郑和远航似乎证明了世界历史的另一种选择，即比较至少应该有双向标准吧？这样才能公平客观！“协和万邦”的朝贡—赍赐体系，难道就不能创造一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像郑和时代环印度洋地区的文明秩序？历史总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总有比成败更高的正义，世界大同或永久和平。
其次，不能以资本主义扩张的成败论历史。世界的现代化运动使西方成为霸权中心，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太平，人类并没有因此幸福。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奴役，发生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如洲际贩奴；大规模的屠杀也发生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如纳粹的种族灭绝。事实是，西方扩张的历史，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时代开始，就是掠夺、杀戮的血腥历史，而郑和时代的明帝国，强大却不称霸，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宣昭颁赏，播仁爱于友邦，厚往薄来，致远人之归服，忍辱负重，化干戈为玉帛，万不得已诉诸武力，生擒暴虐无道的锡兰山国王、平息苏门答腊内乱，也做得仁至义尽。可以说，和顺万邦、共享太平，那才是千秋功业，可以永垂青史。
八
郑和下西洋，１４０５年到２００５年，已经整整六百年了。世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中国历史上最难以忘怀的伟大远航，早已从一段历史本事，变成持续不断的现代叙事，变成文化隐喻或象征，意义深远而宏大。然而，在那深远而飘渺、宏大而空幻的意义中，历史与乌托邦的界限，时而模糊，时而明朗。
祭奠郑和下西洋六百年，对我们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海外华人、整个世界，对国家复兴、移民安全、世界和平，究竟意味着什么？２００１年元月，《参考消息》曾经摘登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赞誉“郑和为寻求贸易和信息而进行的海上航行，与后来以征服为目的的欧洲帝国的航行，形成鲜明的对照”。
郑和七下西洋，敬天抚民，协和万邦，四海如一，共享太平……如果真是那样，世界历史与人类命运，可能有另一种选择？这种设问，在今日世界，越来越重要了。世界的现代化历史，是许诺和平与幸福的，暂时的不公与苦难，可以作为代价。但是，种族屠杀、奴隶贸易、殖民侵略、欺压剥削，所有现代化过程中的罪恶，并没有换来所谓历史终结处的自由与公正、和平与繁荣。帝国主义列强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冷战结束了，但世界范围内的屠杀与混乱并没有结束，拉登为代表的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是一种恐怖，布什政权强势推动的全球反恐战争是不是另一种恐怖？科索沃事件、“９·１１”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使人们在警惕到“基地”的威胁之外，也警惕到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的威胁。曾经有人预见的“帝国秩序的全球彩虹”，正消失在一种普遍的对全球安全结构的怀疑与焦虑中。
后冷战时代，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如何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权力结构正在严重变形，即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因为“９·１１”事件前一年，曾有人宣言，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即所谓的“帝国”，正在悄悄出现〔１７〕。“帝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民主的世界政治制度”，“是对国际制度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改进”，因为帝国没有权力中心、没有国都疆界，帝国对全球秩序的统合，是依靠一种相互制约的权力网络完成的。而超国家的全球权力与权利限制，将带来世界最终的正义与和平。
帝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而是一种跨国权力网络，掌握了全球武力霸权的美国，也只是这个权力网络中的一个层面。哈特与内格里认为，他们在宣谕世界和平的福音，民族—国家主权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时代过去了，人类不仅找到了全球伦理的理想、实现其理想的法律原则，还落实了业已出现的、可操作的物质结构。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劳动转变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社会的管制形式由规训社会转化为控制社会，政治权力也由外在压制性权力转移为内在微观、网状的生态权力，渗透到社会结构之中。《帝国》仔细区分帝国与以往民族国家互相竞争帝国主义，认为西方现代性产生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国家军事强权，意味着掠夺与战争，而帝国这一全球立宪形式，则带来和平。
《帝国》的作者认为，帝国作为一种全球宪政，产生自美国的联邦宪法，祖述罗马帝国。祖述罗马帝国不假。在正义的名义下征服其他国家，西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强大时，路易十四的法国、十八世纪的英国，都自认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但联邦宪法是否可以跨越国家界限延伸到国际，就未必可知。布什政权的国际权力运作完全立足于民族国家利益，有明确的国内国际分野，跟传统欧洲的帝国主义基本上没有区别。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是帝国还是帝国主义？二十一世纪初的世界，是战争与恐怖，还是和平与繁荣？
或许，帝国主义从未结束，美国的军事帝国主义时代才刚刚开始。美国为国家利益，利用法权上国际秩序的名义，使用军事暴力，执行的是全球化警察权。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同样在威胁、考验着世界和平。因而，人类是否有能力缔造世界和平、有资格享有世界和平？罗马帝国、美国宪政，如果都不能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资源，中华帝国的天下国家理想与朝贡体系实践，就可以提供吗？三宝郑公，魂归来兮！将世界和平的期望寄托在礼仪天下、和顺万邦的天下国家理想中，究竟有几分可能、几分欣慰？
征服还是礼教？罗马帝国无法提供的世界和平资源，中华帝国是否可以提供？人类所已经历、所能想象的世界秩序体系，本来就不多，儒家的天下国家理想，算是其中之一〔１８〕。郑和下西洋，算是这种理想最大限度的实验。世界一家、天下为公，是中华帝国的一种世界理想，因为西方帝国主义以民族国家霸权为立场构筑世界秩序，中华帝国则以天下太平为立场，构筑世界秩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先代的天下国家理想，建立在“王者无外”、“天子以四海为家”的原则上，其物质结构，实现于具体的礼教体系中。礼制天下，反对强权压制，主张自然向化，“不取人，不往教”，“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不仅“礼尚往来”，而且“厚往薄来”。在中华帝国的这种天下太平理想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郑和远航的史诗意义，即郑和七下西洋，试图将天下秩序从华夏九州推广到南洋印度洋地区，不是没有理想，而是难以实现其理想。
国家富强了，是否可能不称霸？近六百年过去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秩序，还在考验着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天下帝国理想。这是我们祭奠郑和下西洋的最后一层意义。郑和下西洋，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神话、海外华人移民的神话，是否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