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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成第3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千方百计通过第三者打听海外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属，并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大陆旅游探亲的人获得了签证。这些人回来后，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见过面还是未见过面，有的还是很小的晚辈，当时宋庆龄都一视同仁，极其热情地在家里接待他们，分手后也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1979年，一次宋庆龄在给其友人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蔼龄和孔祥熙夫妇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我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已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瞻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勃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同她最喜欢的小弟宋子安的遗孀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淬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进入80年代，一次廖承志向宋庆龄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
有趣的是知道您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
这给晚年的宋庆龄带来莫大欣慰和期望。据中国福利会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她觉得住她家不方便，可以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沈粹缜认为，宋庆龄确实渴望宋美龄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
不久，宋庆龄与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很快便回到中国探亲，并受到了宋庆龄的厚待。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意提到了此事：“我丈夫的孙女拍尔·孙（孙惠英）带着她的儿子（引发）和女儿（28岁）来看我。”此后，她的侄孙女孙霞专程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任曾孙孙必达，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在她的引导和帮助下来中国经营合资旅游饭店。
毫无疑问，当时在宋庆龄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支促进国共第3次合作、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
在熟悉宋庆龄的朋友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几次宋庆龄在家中宴客，用鸡血和豆腐制成清淡可口的酸辣汤，她风趣地笑着用英语说：“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这是国共合作汤。”
1980年下半年以来，宋庆龄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高烧，甚至终于卧床不起。1981年2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
李燕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年仅16岁的李燕娥，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 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后来这位纯朴的农家女子果真实现了她的诺言。几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外，还替她传递文件，陪她外出参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宋庆龄也从来没有把她当作仆人看待，一直亲切地称她为“李姐”。5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当时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姐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划上横线以示强调。
李燕娥的骨灰迁送上海之前，宋庆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李的骨灰盒，一边念叨着：“李姐，李姐！”一边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久久不愿离去。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4月2日，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李燕娥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赠送了花圈，墓碑上写着：
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
一个普通保姆与共和国国副主席之间长达50多年的忠心与至爱的对话，就这样永恒地载人了人间最美好的乐章。
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其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认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4月底，宋庆龄多次出现高热、呼吸困难和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初，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来华，代表该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有关部门建议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代表宋庆龄接受学位证书。不料宋庆龄坚决不同意，她说：“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这是维多利亚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我必须亲自出场。”为此，她请医护人员采取特殊措施，靠大剂量药物稳定了她的病情，于8日下午准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授赠仪式。
仪式开始时，乐团先后奏中国国歌和加拿大国歌。穿着黑色大礼服的佩奇校长主持了仪式，在他面前放置着权杖。当佩奇把荣誉学位证书亲手交给宋庆龄时，出席仪式的200多位中外人士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束鲜花，祝贺她获此殊荣。
佩奇在致词中说：“这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荣誉学位，所以今天的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他颂扬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他说，宋庆龄“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他还强调：“我们今天公认她个人的成就，也是表示我们对她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友谊和尊敬。”
宋庆龄身披荣誉博士的礼服，坐在轮椅上，示意工作人员不要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她的录音讲话。她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用英语发表了近20分钟的讲话。她说：
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是把它看作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当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也应邀讲了话。他说出了在场的所有人的共同心声：“宋庆龄女士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领袖，她的一生经历同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其智慧、勇敢和影响起了独特的作用”。“宋庆龄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解放，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一切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宋庆龄病重后，政治局常委委托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去看望她。
邓颖超匆匆来到宋庆龄的家里。以前她常来这里，和宋庆龄一起在花园漫步，看来庆龄安详地饲喂鸽子。现在，她却无心观景赏鸽，径直走进宋庆龄的卧室。
非常了解宋庆龄的邓颖超知道，宋庆龄心头还压着一个多年未了的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整整60年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很早就希望人党。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就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我相信共产党。”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当有人问她营救了多少中共地下党员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所以我的心情特别愉快。”1937年，她与在她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云谈工作时，突然把声音放低问道：“我算不算共产党员？”后来中共地下党组织让李云回答她：“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她满意地点点头。1957年4月，她又正式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达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去看望宋庆龄，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人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人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当时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和服从，但她的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事实上，中共中央确实对她从不见外。1956年，中国共产党邀请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党中央决定宋庆龄作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凡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为什么这样做呢？刘少奇有一个权威的解释：“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切负责同志。”
邓颖超坐在宋庆龄的床前，拉着她的手，两人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邓颖超真诚地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副委员长，你现在还想提出人党申请吗？”
宋庆龄欣喜地点头表示同意，同时又明确地对邓颖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