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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返美后，生活极其恬淡。但其身边仍有多位侍从秘书，大部分由台湾派出，其中有不少是蒋纬国的亲信。这些侍从除了为宋美龄安排生活、衣着、车乘之外，再就是替她整理文牍之类。像来美龄每年在辅仁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致词，全由秘书作主送回台湾。另外一些往来函件，也均由秘书处理。
宋美龄多年来在美活动都不是公开性质，但不少与她熟识的人，像台湾妇女领袖或遗族子女等，在美国仍经常可以见到“夫人”。每年她过生日时，全美的“国军”遗族子女都会从各处赶到长岛为她祝寿。每次一闹一折腾，起码花两三小时的时间，但宋美龄还是欢迎他们来尽兴，这也是难得的天伦之乐啊。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湾去世。作为母亲（虽非生母），宋美龄不顾90高龄，又回到了台岛。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在台湾电视上所见，这位备受国民党元老尊崇、仍有一定影响力的前“第一夫人”，看来哀伤满脸。母亲送儿子，也确是情何以堪！
宋美龄回到台北，仍住在士林宫邸。
这所老“总统”的官邸在宋美龄出国10多年间，虽有人负责维护，但仍有不尽周全之处。所以，在宋美龄回台湾之前，又花了大笔公款特别大加整修，虽不能说是焕然一新但多少已告恢复旧观。蒋夫人回台湾进住时，对此颇表满意。特别是官邸十分宁静，很适合老夫人思考问题。
位于台湾士林区一片树木中的老“总统”官邸，十分隐秘，除非在空中鸟瞰，否则根本不可能看到它的建筑结构，因宫邸四周树木成荫，枝叶茂盛，无一空隙，虽附近马路并未管，制，而路经此处，充其量只能看到紧紧被裹住的外围林木而已。
至于空中鸟瞰，则更连门儿都没有。官邸附近马路虽未受军警管制，但空中却一直列为“禁区”，这里不可能听到飞机引擎运转而发出的噪音，故此台北士林区居民长久以来，一直感受到空中特有的“宁静”，而尽管松山机场近在咫尺，可是航道不经过士林上空，每一架起降的军用或民航客机，都不能逾越雷池一步，必须沿着林口与松山机场间的固定航道“直线”飞行，管制塔台更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控制飞机行踪不得有误，因为稍稍偏离航道，就有可能“鸟瞰”士林宫邸全貌。多少年来这里一直受特权管制，甚至在蒋夫人到美国长达11年的那段日子也不例外。
至于飞机降落，因必须大幅度减速而噪音原本就不大，再加上告诫驾驶员“小心翼翼”驾驶，以及降落方向也是背向士林区由北而东（松山机场系单线跑道且“规定”起降一律由北而东），于是机声噪音也就微不足道了。
在充满噪音和人员混杂的台北市区，士林老“总统”官邸实在可以说是一处世外桃源。
士林官邸原为日式房屋，宋美龄不喜欢日式卫生设备，曾令人修建西式卫浴设备。由于去台湾之初，台湾一般工人修建西式卫浴设备尚乏丰富的经验，致使修建完成时不甚合用，因而又予拆除重建，始符合现代化西式卫浴设备的标准。另外，由于侍卫安全人员众多，乃新建工作人员办公及住宿房舍。这些新建筑也都是砖建房屋。
官邸四周活动空间则相当辽阔，地上种着密集的高丽草，十分柔软，如同铺上一块绿色地毯般，衬托着大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恰。此外还有丘陵假山、健行步道、泳池、篮球及高尔夫球练习场，以及酷似老“总统”故乡溪口镇的“小桥流水”等。
官邸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亦是应有尽有，基于官邸的“特殊性质”，这里的电话设施比一般电信局的设备尤为发达。如收发报、高速传真、程控式交换机等设备样样俱全，当时或许比不上美国“白宫”那样现代化，但是据说比起过去南朝鲜总统居住的汉城青瓦台官邸有关设施，则要齐备得多了。
据说宋美龄客居美国纽约11年中，“士林官邸”及“办公室”一切操作如常，宋美龄可以透过这里的电信设备，随时与台湾有关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而对台湾有关事务了如指掌。另据了解，秦孝仪也经常向宋美龄汇报台湾情况。秦孝仪利用家中或办公室电话甚或阳明书屋的电讯设施，均可容易地与宋美龄保持联系，也不用大张旗鼓地前往官邸为之。至于“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有事或奉命与宋美龄联系时，更是拥有“总统府”特设的电讯设备，往来迅速，毫无困难。
后来宋美龄虽坐轮椅，却仍然关切世事。当时宋美龄回到台湾后，官邸有关运作自然格外忙碌，但宋美龄毕竟年事已高，她说过“我将再起！”但行动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因而一般事务少有过问。
宋美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据说一星期中在官邸小型教堂祈祷或阅读《圣经》占了2小时，周联华牧师每天不间断地主持教堂圣事并分别以中、英文讲解教义。每遇周三和周日，蒋纬国以及“孝”字辈的家人们，都会齐集在官邸教堂做礼拜并聆听讲道，而每周两次与家人聚会，也是宋美龄最开心的时刻。
“我从未感觉到我是‘宫廷’牧师。”在蒋经国死后，任凯歌堂牧师34年的周联华说。自1975年，蒋介石死后“奉度大典”由周联华牧师主持追思礼拜之后，周联华即成为人们关注议论的人物。蒋经国的“奉盾大典”，亦由他主持迫思礼拜。
谈起在蒋介石筹建的凯歌堂担任牧师一职的经历，周表示，1954年，他刚从美国南部浸信会神学院获神学博士回台湾，并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任教。不久，就有人找他去任凯歌堂领礼拜，以后每隔一星期去凯歌堂讲道一次。直到1986年，他才担任凯歌堂的专职牧师和祈祷会监督。
34年来，周联华自称完全以平常心面对在凯歌堂礼拜的国民党权贵人物，包括蒋介石、蒋夫人宋美龄和他们的家属。袍泽或部属。
他不止一次说：“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从来末想要为他们准备‘贵族’信息。”
他声称，于公于私他从不发表政治、人事意见，也未传递过一封信给在凯歌堂礼拜的人。他说：“我只守住我讲道的本分。”
也许由于他这种“中立”的态度，周联华自称在教会界显得相当“超然”，却也遭到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微词，但是他并不以为意。
许多人对已故的蒋经国的“信仰”相当好奇，周联华表示，蒋经国受过洗，并且也到凯歌堂做礼拜，只是他一直很忙碌，从他任“救济团”主任之后，星期假日经常到乡下巡视，晚年因身体很坏，需要多休息，所以接触较少。此次，蒋经国“奉盾大典”要以宗教仪式举行，完全是他家属的意思。
主持蒋氏父子“奉盾大典”的追思礼拜，周联华心中不无感触，但是，他仍强调平常心。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也几次前去“官邸”向宋美龄请示汇报。由于宋美龄对蒋家和台湾党政军人物的深远影响力，在台湾的政治运行中，自然难免流露出她影响力的轨迹。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已79岁，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再找不出一位如此更高寿的。而且如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马英九、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然不为潮流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有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不能动她。1987年，“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执行会长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夫人）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就是钱剑秋屹立不摇的明证。李钟桂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了，而终于出任台湾“救国团”主任，可见她也是非常“够力”的人物。可惜，她就是想得到“妇工会”的宝座而不可得！
如果不是出于宋美龄的认可，钱剑秋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存在。
有人认为，与土林官邸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夫人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这种说法，只有一半正确，励志社确系夫人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致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侍卫人员则由军誓系统甄选可靠人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美龄手下大将，宋美龄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所以，张学良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岳军）安排；待具体要见蒋介石时，则不通过张岳军而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可见黄仁霖在宋美龄面前分量之重。不过，后来黄仁霖出“使”外国，而励志社副总干事黎离尘又于60年代中期逝世，励志社如今几乎已告名存实亡了。
蒋经国死后的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经过事前的激烈斗争，通过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当时，宋美龄年届90，但对于此次急于推举代理国民党主席之举有不同意见。她虽年迈，却也不糊涂。她充分看出了当时李焕的动机，看出岛内外和台前幕后各种复杂的因素。急促的手段说明了背后的目的。急急推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是借李登辉阻挡俞国华、沈昌焕、王惕吾，是要夺保守派和夫人派的权。李登辉在台前，李焕在幕后，因此头脑仍然清楚的宋美龄，立即在1月26日晚上，急急致送一封信给李焕，表达出对于此时选举国民党代主席时机不当，理当拖后，应该在国民党“十三大”时决定才比较合适。
但李焕等人经过紧急会商，结果仍决定依计进行。1月27日的国民党中常会，由与李焕关系密切的余纪忠（国民党中常委兼《中国时报》老板）主持。由于事先布置周密，俞国华在会上被人奚落，遂大势已去，李登辉于是顺利荣登国民党党主席宝座。
宋美龄返台这段期间，曾由医药学院一位中医针灸教授进行治疗，成效甚佳。宋美龄原本说要很快再返美国的，但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