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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汉民这位在国民党中有资格的要员、当时的立法院院长，也与孙科看法略同。对于蒋介石欲谋总统之企图，当时他亦竭力抵制。同时蒋氏的独裁，更早使胡汉民不满。蒋、胡之争可说由来已久。
一次胡汉民公开发牢骚说：
“有一次，在中央党部会议，议决了什么案。这案议决了，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思。这时蒋介石在前方。我听见立夫这么说，先站起身说话……大家也忍不住了，慨然说：‘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作准，又何必提出来？’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告诉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对任何事件总说：‘介石不知意思如何……’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
当年胡汉民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目的就是要遏制和反对蒋介石权位欲的无限膨胀。
但不久有人就把胡汉民上述的一番话传给了“剿共”前线的蒋介石。据说当时蒋介石雷霆大发：
“娘希匹，你胡汉民不就是立法院长吗？不行我撤了你！”
随即又有人把此话传给胡汉民。胡汉民当即伤心泪下：
“我胡汉民出以公心，以党国利益为重，好像我这个立法院长是哪个封的！独裁！最大的独裁！他不仁我也不义！”
于是待后来蒋介石从江西回到南京后，二人为“约法”之事动了肝火。当时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蒋介石甩掉了帽子，胡汉民拍红了巴掌。后来多亏宋子文等人出面相劝，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可是蒋介石对此却耿耿于怀，记恨心头，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又发生了后来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极其痛心的事情。
1931年2月28日，夜黑如墨，天狗吞吃了月亮一般。
胡汉民正在家中看报，突然撞进两名膀大腰围的军人，声称蒋总司令邀胡赴宴议事，并呈蒋介石的手书。家人情知凶多吉少，力劝胡汉民不要去。胡正犹豫呢。可那两个军人却连推带拉地把胡汉民带到了门外，塞进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吉普车，送到了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作战室内。
“你们不是说蒋总司令宴请我吗？”胡汉民当即愤怒质问。
“是的，蒋总司令宴请你。这是菜单，你看看吧？”一位军人随即呈上一封指控胡的信件。信上已加了蒋介石的许多红笔批注，并就此构成了胡的所谓罪状。其中包括：
一是勾结汝为（许崇智）；
二是运动军队；
三是包庇陈（群）、温（建刚）；
四是反对约法；
五是破坏行政；
胡汉民一看几乎昏了过去，连声大骂：“这是栽赃，无中生有！”
“什么栽脏？”说话间，蒋介石进了屋。
“姓蒋的，你们……你们这样不择手段地整人，不是栽赃是什么！我胡汉民还能干下去吗？”胡汉民怒火中烧也出言不逊。
蒋介石冷笑一声，顺势说道：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
蒋介石一面说着，一面拍着胸脯。
但从此胡汉民这位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主席”，并且是蒋介石“最尊敬”的政治家，便被幽禁于南京汤山，犹如笼中鸟一样失去了行动自由。
胡汉民无故被囚，一时党内要员哗然。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最后其所谓的“约法”议案无一人反对，竟顺利通过了。
但当时的天下尚不完全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国民党内也并不从此太平无事，党内各派反蒋势力又抬头了。当时胡汉民派和孙科派的中委，先后相率南下；并且新任立法院长林森也弃职离京；原司法院长王宠惠远走国外；桂系、汪派、西山派以及唐生智、李烈钧、唐绍仪和陈友仁等一些受蒋打击或对蒋不满的人，当时都相继起来活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一到广州，因为陈济棠自代李济深主政广东以后，手握重兵，便为他们提供了反蒋的物质基础。
当初，胡汉民被扣押的消息传到胡的家中，真急死了人一般。胡夫人为营救丈夫，当即被头散发地找到了老亲家林焕庭商量。本来林焕庭对老蒋也早有成见，听到此事更使他怒火满腔，旋即一个不仁的计划就在林焕庭心中孕育。于是林连夜邀请好友李少川并暗中疏通王亚樵。林要借刀除掉蒋独裁，以解救胡汉民。
这时，因“约法”之争，导致国民党内部分裂，孙科等人在广州举旗设营，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闻听林焕庭的计划后，孙科暗下极力支持。因为暗杀可使南京失主断梁，变成无首之龙，而“广州政府”便可乘虚而入，并取而代之。
再说王亚樵自从北伐结束后，便与蒋介石闹翻，后来还险遭老蒋的暗算。为报一箭之仇，暗杀蒋介石也是他早有的主意；只是势单力薄，没有实施罢了。眼下闻听林焕庭筹划此事，王亚樵便一口应允下来，并秘密接受了“广州政府”的20万元巨款。于是一手立据一手交钱，这笔“买卖”便成交了。
当时王亚樵手下有两员得力大将，皆是非常能干。一是郑抱真，一是华克之。由他们组成“铁血锄奸团”，王自任总指挥并且总部设在大上海。根据当时蒋介石的行迹和他经常穿梭于南京和庐山两地，王亚樵向南京派去郑抱真，庐山派去华克之；先侦探行踪，以便下手。
说干就干。这天傍晚郑抱真带着他的“铁哥们”乘车去了南京。旋即通过关系探知，蒋介石近日乘军舰沿长江去庐山，下榻太乙峰别墅。这个消息报给工亚樵后，王好生喜欢，他连夜又派华克之去了庐山。
华克之走后，王亚樵生怕枪支子弹不够用。经与助手一番密谋，他派人又买了一只金华火腿并用刀将其挖空，把两支手枪和子弹封装里面；旋即火速派人送上庐山。
这天蒋介石一行正好亦赶到庐山。
夕阳西下，蒋介石吃过晚饭，便到太乙峰前的竹林里散步。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青翠的竹林，被夕阳的余辉穿透，在庐山的浓雾里发出紫红色的光环，放射出千万道金针银线，一时令蒋介石心恰神往。蒋介石每次到这里时，总免不了兴致盎然地感叹一番。
殊不知今天的竹林已今非昔比，似乎显得格外的沉寂，连鸟的叫声也听不到了。因为那竹林的后面已露出了黑色的枪口，目标正对着吟诗作兴的蒋介石。
“叭”一声枪响，倏地打破了竹林的沉寂。
“谁？”蒋的侍从官刷地拔出枪来，警惕地巡视着四周。
同时又有侍从扑在蒋介石身上。
这一枪是陈成打的，但慌忙之中，他其后连发两枪均未命中目标。随即陈成被发现了，蒋的侍从立刻扣响了扳击，子弹射中了陈成的头部。结果，陈成倒地身亡，而蒋介石安然无恙。
事情败露后，华克之等急忙撤回上海。
蒋介石虽然大难不死，却着实虚惊一场。而后他便更加强了防备，每到一地警戒森严，前挤后拥。一时使郑、华二人无法下手。
而王亚樵觉得花了人家的钱，事情不成也无法向人交待。经与出资方商量并征得同意后，王亚樵决定改换目标：刺杀宋子文，以期杀鸡吓猴。宋子文当时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亦是蒋介石的“输血机器”，刺宋成功亦可以断绝蒋介石的财源，逼蒋下台；同时宋的戒备又不如蒋介石，行刺易于得手。
于是王亚樵在上海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针对宋子文经常往来南京、上海一线，决定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时下手，然后施放烟幕弹撤退；并为此制定周密计划，秘密布置。接着郑抱真指挥南京行动组住进仙鹤街余立奎家，上海行动组由王亚樵亲自指挥，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幢三层楼房作为据点。同时他们又对宋子文的行踪再次侦探，得知宋子文家住上海西摩路141号，每逢星期五宋自南京返沪，再于下周一返南京办公。
就这样，又一场密谋中的行刺在悄悄进行之中。
当时上海的八仙桥处有一和平米店，这是王亚樵的另一据点，以专营淮北船帮贩运到上海的大米为掩护，赚了钱作为“铁血锄奸团”的活动经费。米店里郑抱真为老板，郑手下有几名伙计，其中有一绰号为“小泥鳅”的人，极为活跃神通。当时，他已利用各种关系钻进了虹口安清帮中，并与日本浪人有秘密来往。
在这次行动中，郑抱真便派他去秘密购置烟幕弹。
很快，小泥鳅在安清帮首领常玉清徒弟的协助下，用高价从日本浪人手中弄来一枚秘制的烟幕弹。
但在购烟幕弹时，小泥鳅发现库房还有二枚，经他巧妙套话得知，这二枚烟幕弹是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亦拟23日那天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时用的。小泥鳅听后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那么，日本军人为何要谋刺其驻华公使呢？50年后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披露了此一事件，其实，当时这是日本策划侵华战争中的一大阴谋。当时的内幕是，田中隆吉拟在上海暗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然后栽诬中国，并以此挑起军事冲突。此外，因重光葵执行的是“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及扩大在华的权益，并且反对使用武力，所以当时日本军人把他作为暗杀目标。
事情竟是这样巧合，两组暗杀竟掺合在了一起。
再说那郑抱真坐车到了南京。他在南京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