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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
“出什么事了？”宋蔼龄边给丈夫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兴奋？”宋蔼龄愈加不解地问。
“咱们边喝边谈，边喝边谈。”孔样熙把手一扬说。
在宴席厅里，孔祥熙饮了半杯白兰地后，方对夫人说道：“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哟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蔼龄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字咬得很重，一字一顿，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你当总裁，把大弟往哪儿摆？”宋蔼龄顿时惊讶。
“大概老蒋另有安排吧。”
“介石是不是对子文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另有什么缘故？”宋蔼龄忍不住地追根刨底。
“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的确，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时，国民党内就出现了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
首先，“定都之争”是由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何处引起的。
1926年11月16日，广州政府派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鲍罗廷夫妇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迁都事宜。当月26日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同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政府未迁之前，先由徐谦为主席，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鲍罗廷为委员的联席会议执行党政领导职能。1927年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国民党中央党部驻汉口。
就当此时，时任北伐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开始闹事了。迁中央机构于武汉，他本是同意的，并曾在1926年11月19日的一则电文中认为：为了提高党政威信，有必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穗迁汉。但后来，因准备绕过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领导的联席会议，另组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故1927年1月7日，他在南昌召开非法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与武汉方面相反的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居南昌，迁都问题留待3月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当时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被他相中的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和南京当时还未到手。1927年3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指挥的白崇禧部和何应钦部相继占领上海和南京。随即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反革命政变，并于18日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于是宁汉两个“政府”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合流过程。在合流过程中，“定都何处”后来得以解决，从而金陵古城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权所在地。当时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的理由是，南京位于东南财富之地，是六朝古都，又是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首定之都。
当时，宁汉合流中争论最多的问题还有“法统之争”。“法统之争”与“定都之争”同样，即一方主张以武汉为首都，实质上是把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视为正统。而另一方的蒋介石则反对以武汉为首都，实际上也是否认已迁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蒋介石当时自信既能让南京压过武汉三镇，且在法统上也会有办法让对方屈服。他一是自诩为总理信徒；二是攻击武汉政府已经赤化；三是掌握实力和数量都超过当时武汉政府军事支柱的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的军队；四是联合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和右派，其中不少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
这其中的一、三、四条是真是假、或白或黑，武汉方面还可以与之抗争，可第二条却使武汉方面失去了与南京方面一争正统的资格。于是，当时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开始动摇，本来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个假左派。1927年4月初，他从海外归来时之所以谢绝蒋介石的挽留而前往武汉，名义上是支持国共合作，实质上是看中武汉正空着的“国府主席”的交椅。现在汪氏一看蒋介石扣过来的红帽子使得武汉在“法统之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于1927年7月15日公开反共，把自己的反动真面目暴露给社会，也暴露给了历史。“7·15”反革命政变，完成了宁汉合流的政治基础，此后武汉、南京双方即开始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合流过程。
当时；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不适应的彷徨后，很快倒向了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而宋子文当时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
当时，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本是赞成的。而且二姐宋庆龄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最初宋子文也有同感。不过，当时对于宋庆龄主张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的态度，宋子文却又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对工农运动，他更是横加指责。
结果，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都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了。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却对国共合作失去昔日热情。最初，蒋介石怀疑宋子文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并且倾向宋庆龄。这期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子文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就记恨于心，并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还擅自指派财政官员。更有甚者，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还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蒋氏的这些霸道举动，当时宋子文是气得要命的。只是最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到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中来，并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当时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大姐和小妹；尽管他对蒋有气，可思来想去却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
当时可以说，宋子文确是有本事的，而蒋介石挖墙角也是有心计的。
宋子文一旦成为蒋介石的人，便开始为蒋效劳。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最初，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而这样一未，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拴在一起。因为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政权。
于是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当即博得蒋介石的欢心，蒋旋即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9·18”事变之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了“1·28”淞沪事变。当时，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于是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后，蒋介石就准备动用浩大的费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而宋子文对此则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认为抗日应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蒋之间为筹措“剿共”军费发生矛盾。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急需费用，这又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还要发行新公债。与此同时，宋子文亦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的安排，并坚决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宋子文当时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已开始提出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其通电所述主要是防止内战。该同盟认为，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于是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决定，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
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同盟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当时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却仍旧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宋子文一共向蒋介石提出过三次辞职，而这是第一次。
这时，孔祥熙在欧美出访尚未归国。蒋介石感到宋子文此时尚不能撂挑子，便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于是双方达成妥协，宋子文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人支付蒋介石“剿共”的一部分军费。
然而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百般阻挠；而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竟一仗未打。尤其是当时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并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于是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这是宋子文第二次辞职。尔后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夫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但到此时，出于已然话不投机，蒋介石已不再挽留宋子文了。
也就当此时，孔祥熙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启用。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