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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回到了上海，在圣彼得教堂从事牧师职业。”宋庆龄补充道。
“后来听人说，他专事收留中共的遗孤什么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了。”宋子文又道。
“有这个事，那是我让他办的。董来上海后经常与我联系。并且他在我的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在上海用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许多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的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
宋庆龄停顿一下又道：“这个董健吾还作过古董生意，我和小妹在购买字画古董时，曾请他出过主意。她们也都是好朋友。”
“既是这样，我们就找他帮办吧。来往陕北的路费，我来出。”宋子文一锤定音。
就这样，宋庆龄很快找到了当时正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因为是宋庆龄的安排，董健吾当即应允下来。
1936年3月的一天，董健吾出发踏上了去陕北的路程。他身上带着宋庆龄和宋子文委托的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此行他途经西安赴陕北，要把身上的信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并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
临行时，宋庆龄对董健吾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
为了途中安全，宋子文和宋庆龄还给查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董健吾当下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急如星火般地赶赴陕西。
当时，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去，首先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因此，董健吾在西安下了飞机，首先去见张学良。
当时，二人相见亦在一个落霞的黄昏。
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径直对张学良说：“我是来向张将军借飞机到红区去的。”
张学良当时根本不相信此话会出自财政部大员之口，立刻就说：“你敢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枪毙！”
“要枪毙可以。”董健吾旋即取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亲笔信呈上。
董健吾早知张学良的报国心迹，便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和中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果然深受感动。随即，张学良派飞机送董健吾至肤施，旋再派一骑兵连护送他去苏区。
不料在突破陕北的红色封锁区时，他们又被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拦下了。
一时剑拔弩张。董健吾赶快摘下了礼帽对一个红军战士说：
“我要去见毛泽东同志。”
经过一番交涉和核实，董健吾被允许进入红色区域；并由红军战士护送，秘密来到瓦窑堡。遗憾的是毛泽东等人不在，但他受到博古和林伯渠的接待。
董健吾呈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
博古将情况立即电告尚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并将董健吾的身份也电告毛泽东等人。
当时毛泽东立即做了批复：通知博古、董健吾和周恩来等马上到前线来，共同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
但当博古把这些情况转告董健吾时，董健吾说：“怕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还要赶快回去。这样，我留下上海的地址。有什么意见随时联系，我在上海恭候，并请代向毛泽东致歉。”
博古及时把董的意见转达给前线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宋子文派董健吾送来的和谈信息。在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中共中央于当年3月4日以毛泽东等人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并请董转告国民党南京政府。当时电文如下：
博古同志转董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见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攻；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见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可以说为日后的国共谈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晨曦初露，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原路返回上海。返回上海后他即向宋庆龄、宋子文和孔祥熙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建议。
当年查健吾的西北之行，不仅初步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而且同少帅张学良挂上了钩，此后二人关系甚密竟成了莫逆之交。因为抗日救国是他们的共同话题和共同心愿。后来，毛泽东托董健吾把自己的孩子护送出国，董又托少帅张学良帮忙办事。结果都是经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完成的。
这件事说起来又不免话长。
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时，湖南的中共党组织想方设法将8岁的毛岸英、6岁的毛岸青和4岁的毛岸龙转移到上海，并由毛泽民接送至陶尔裴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大同幼稚园。这是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以互济会名义创办并由董健吾负责的一所幼儿园，目的在于抚育革命烈士和中共党内同志的子女。当年，蔡和森的女儿、彭湃的儿子、浑代英的儿子和李立三的儿子等，都曾在此园寄养过。不久，毛岸龙因患急性痢疾，送广慈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大同幼稚园的内情被敌人察觉，董健吾当即决定解散幼稚园并转移儿童；但他还将毛岸英和毛岸青留下直接抚育。再后来，虽然中共党组织受到破坏，董健吾已失去组织上的资助，但他始终细心照料着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
1936年，董健吾同中共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并通过少帅张学良的关系，先把毛岸英和毛岸青送到法国，然后转送苏联读书。这件事就是董健吾陕北之行后意想不到的重要的收获。
对于董健吾带回的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南京政府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作出反应。当年6月底，宋子文指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以个人名义函复中共中央，表示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
如果说董健吾当年是一位神秘的人物，那么后来的曾养甫和湛小岑也是两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为了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当年宋子文曾决定再开一条“通道”，那便是曾养甫和湛小岑的功劳了。
曾养甫当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同南京政府的许多核心人物关系密切。在承担了打通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使命后，曾养甫于1935年11月找到其部下铁道部劳工科科长湛小岑，委托他办理此事。
湛小岑说办就办，迅速通过中共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而吕振羽也立即把消息转告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知事情重大，必须把底细搞清楚，就立即通知吕振羽：“请你立即去南京一趟，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回来向我亲自报告。”
于是吕振羽当晚草草收拾了一下就上路了。
当吕振羽风尘仆仆到达南京时，湛小岑在车站迎接了他，然后陪他到曾养甫家。曾热情地接待了吕振羽，并表示自己是秉承宋子文意旨办事，希望通过吕振羽找一个同共产党方面谈判的线索。
吕振羽旋即把消息反馈到北平。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他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提出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是：
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
于是吕振羽立即通知湛小岑谈判线索已找到；同时要求国民党方面一定保证共产党方面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通讯自由，不得加以检查和扣留。曾养市亦当即答应可以保证。
那天，周小舟和吕振羽在湛小岑的引见下，与曾养甫会面。
曾养甫道：“欢迎欢迎！”
湛小岑向周小舟介绍说：“这就是你要见的曾养甫先生。一般人都认为他是CC派，但我知道他同宋子文关系密切。”
曾说：“今天我们相见，说明我们有缘。”
周问：“我想知道，我们这种接触，贵方高层谁在主持？”
曾说：“不瞒你说，迄今为止，这种接触是宋子文先生在主持。”
周小舟说：“很好。不知对方有什么条件？”
“我们还是先听听远方客人的条件吧。”
吕振羽道：“我们的条件很简单。一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且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存在的合法性。”说完他便把文件呈送给对方。
周小舟道：“贵方呢，不妨也说说看。”
曾养甫说：“政府方面提出了4点要求。这4点要求是，”说着他也掏出文件展读起来：
“一、停止土地革命；
二、停止阶级斗争；
三、停止苏维埃运动；
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
曾养甫讲完也把文件呈送对方。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当时他带来了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提出的6项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同时周小舟还带来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中共领导同志签名盖章并用墨笔书写在白绸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罩振和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封信上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