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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冯玉祥、程潜、罩振和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封信上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当时，经过中共北方局代表与湛小岑等多次会晤后，双方于1936年6月底7月初，达成了一份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的谈话纪录，双方同意在此基础上，再由湛小岑起草一份正式协定条款。
接着，曾养甫与周小舟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二楼曾养甫的办公室里，又进行了两次会谈，当时湛小岑、吕振羽也都参加了。会谈中，周小舟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及所提的6项要求和条件，并对国民党方面的4点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以及南方游击队集中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并且在有关领导权等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小舟离开南京前，交待吕振羽必须取得国民党方面对我方6项要求的肯定回答。为此，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为此并要湛小岑写出书面材料。
当年7月，曾养甫又找到吕振羽，对他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我和张冲去陕北。”但不料同年7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因而无法实现了。由于这时南京当局已直接和中共中央联系，便不再重视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这条线索的联系，所以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北方局，不必再与南京方面接触，国共接触统归于党中央，于是这条接触通道的使命遂告完成。
最初，湛小岑在接受了宋子文通过曾养甫交待的“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后，一方面经过吕振羽找到了同中共北方局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他又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左恭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得此消息后，立即向上海党组织报告。上海党组织遂于1936年1月，介绍了一位称作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湛小岑。此人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字叫张子华，1930年入党。他在任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去陕北游击区巡视过工作，对陕北较熟悉。张子华和湛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开始，曾养甫准备派一名中共的叛徒去，张子华立即表示反对。
此时，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随董健吾一起进入陕北苏区，当面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曾养甫等人的意向，所以张子华当时也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使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虽然同行，但党组织没有向董健吾交待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赴苏区的目的。所以待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博古立即单独接见张子华，听其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尤其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表示；并传递了国民党当时正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以后，张子华又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为了讨论与南京当局谈判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人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条件，并且就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1936年4月，张子华返回上海。随即与曾养甫会面，提出要了解南京当局联共抗日的具体方案。湛小岑便手抄了一份南京当局的4条意见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湛小岑自己的看法，供中共参考。
后来，张子华还多次同曾养甫和湛小岑见面，商谈国共两党高层之间进行具体谈判等问题；曾养甫还于1936年9月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后来他又向张子华表示：如周恩来不去广州，国民党派人去陕北。当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看到了张子华从广州带回的国民党答应的4个条件，以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也获悉蒋介石将于10月16日到西安，即命令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同国民党方面交涉，拟安排周恩来到西安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后来因交涉没有成功，此举未能实现。
就是这样，当时蒋介石、宋子文等人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因此宋子文主持的（后期陈立夫也参与主持）国民党同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和谈判，在当时也只是一种试探性质的接触，并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宋子文积极开展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突破了单纯在国外的单一渠道，而是在国内多方面展开了。通过国共两党代表们的接触和谈判，双方陈述了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互相传递了双方高层的意向。这样实际上为后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正式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
当宋子文将毛泽东的信转交蒋介石后，曾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他立即任命陈果夫为国民党会谈代表，并立即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同年9月，毛泽东又电告西安的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会谈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会谈。
不管后来会谈如何，毕竟宋子文当初为联系国共双方的接触，付出了一定的艰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
1．兵谏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洛阳机场。
蒋介石在结束了“洛阳50祝寿”庆典活动后，于当日再度飞赴古都西安。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于当日陪同蒋介石同机返回西安。本来，蒋夫人宋美龄也应陪伴丈夫同往西安的，只因那几日她身体不适，正欲赴上海治病，故蒋介石未允其与之同行。
张学良则是两日前自西安飞抵洛阳的。
张此次飞洛面见蒋介石，本是要向蒋说明西安情形紧急，恐生变故，并请蒋介石移驾古都临机处置的。不想见面后，两人话不投机，再度因为“剿共”抑或“抗日”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当时，张学良恳请蒋介石考虑停止“剿共”并同红军联合抗日，同时张还请求蒋介石释放刚刚在上海被捕的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孰料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一片忧国赤诚根本不买账，他声色俱厉地训斥张学良，当即令张学良十分难堪。尤其是蒋介石当着张的面仍顽固表示，他决不停止“剿共”，更令张学良齿冷心寒。那一日两人终致不欢而散。
当时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是太性急，是幼稚“无知”，是根本不能领会他蒋某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此前几天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慨叹道：
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其次之理，何其茫然，可叹。
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谓的“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指的是同年 11月 27日张学良给他写的一封《请缨抗敌书》。当时张学良在书中写道：
……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摩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比大军调赴前线者，或已成行，或已到达，而宠命迄未下这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惊。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想，为国家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造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来，对于个人或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因所不计。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在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万余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
以上张学良这封可谓披肝沥胆的《请缨抗敌书》送至当时蒋介石在洛阳的行辕后，得到蒋的反应竟十分冷淡。蒋介石仅在张的《请缨抗敌书》上批了区区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当即搞得张学良是耸肩摊手哑然无语，可谓绝望已及。
尽管如此，当时蒋介石心下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东北军的动态，已不可等闲慢怠，掉以轻心。因为那一段时间里，戴笠的特务系统已不止一次地跟他汇报过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前线同中共的红军之间实际上的休战状态。虽然，蒋介石最初听了汇报后尚不以为然。他自信地以为，张学良暨东北军不过是因为东北家乡沦陷后的抗日复仇心切，为意气所动，才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但毕竟夜长梦多，蒋介石也担心拖延时日激出变故。所以这一次尽管同张学良又吵得挺凶，但他还是决定再度飞临西安古都，亲自出面安抚东北军和西北军，以求最终“统一军心”，完成他那蓄谋已久的反共大业。当时蒋介石的心情，在他赴西安前一日的日记中亦有所流露：
东北军之真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亦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
12月4日午后，蒋介石飞临古都西安。
那一日西安刚刚落过一场大雪，气温骤降。在凄紧的寒风中，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