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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就在这个书以前，我对上海真的是不了解，但是这个不了解并不是表示，它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的成长，我觉得它是影响到我的成长，影响到我自己的文化背景的形成。这个跟我的成长的年代也有关系。因为我的整个青少年，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结束是完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边，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人来引导你的成长的，全是小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拿到什么，看到点什么，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后来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就是我们看很多的翻译作品，然后看很少的中国古典，或者说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听很多的西洋音乐，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中国的音乐可以听，反而可以找到的是西洋音乐，是可以听到，用大盘的录音机，可以听到那样的音乐。然后，是会有种种的小的机会，然后让你一点点引导你去，把自己的文化背景，慢慢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面。但是，那是非常感性的，不是形成什么就是一个理性的结构跟我要这样，这是慢慢这样形成的。后来大家都认为，跟上海这个城市可能还是有很深的关系。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欧洲的旅行和我开始上海城市写作的原因。
然后，我想要说，就是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看法。后来写这样子的上海的故事，我写了四本书。一本《上海的风花雪月》是一个散文集，另外两本是传记的小说，是两个上海的人的生活，一个有80多岁，快90岁，她从一九零几年出生，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去世；还有一个是在一九四几年出生，1975年去世，两个上海女性的故事。还有一本书也是散文书，是最后的一本。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现在可以看到，就说从建筑，从街道，对这些东西的兴趣，慢慢想到我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有兴趣，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
通过写作这四本书，都是非虚构类的书。我觉得，这个和我的自己的形成有关系，就是我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东西。因为我需要真实材料，真实的东西，才能够明白我自己。所以，用的是非虚构的形式来写。我也觉得，用这种形式大概是最能够让我自己受益，因为这跟我自己想要了解真实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主题的开始，其实都是来自于我自己对某些东西的怀疑和好奇。还有，就是想要了解它，知道它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写完这四本书，我对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就在我没有写这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其实是一直停留在7岁或者8岁，我到上海我哥哥跟我说的话，说这是一个太物质的城市，你不要学习它的任何东西。我哥哥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说上海话，他不会说上海话，他说的还是一口北京话。但是我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我觉得，还是停留在那个认识里。
但是通过这四本书五年的时间，我想，我大概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些我自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混血的城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但是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诞生的时候，就是像一个混血儿一样的，混血就是它的本质。所以，它长得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也不像一个纯粹的外国人。这个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困惑。就是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在它身上可能有这个地方人的优点，和那个地方人优点，也同时带着这个地方人的缺点和那个地方人的缺点。所以，这种混血性，其实让这个城市有一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它跟纯粹的英国城市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混乱的气氛，有些人会把它说成是非常生机勃勃的气氛，充满了机会的气氛。然后，充满了非道德性，就是文化混杂以后的那种不知所属带来的没有约束感的气氛。
我看到，就是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王储或是王子到了上海。他到上海以后，然后他说的话是，他觉得，英国人在这里实在太胡作非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是他们在本土连想都不敢想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说的肯定是真实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犯罪在这样的城市里边，然后有很多由于脱离了文化，脱离了文化和道德的背景带来的那些放纵，人性的放纵以后，他会出来很多很多他原来在制约下面不可能犯的错误和做的坏事，都会有。但同时它也激发了人很本能的热情，因为这地方充满机会，有很多很多一夜致富的故事，然后有很多做一次坏事，然后成了富翁，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慈善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这样的城市里边会出现很多。所以，每个人都是抱着梦想来到这样子的城市。所以，在这样的城市里边，它的本身的形成，是跟正常的单一文化的形成的城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它给人一种非常奇异的，我觉得是宽阔的气氛。所以，在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化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地方。我后来也觉得，当时我没有较深的体会，那时候有很多人学世界语，在上海。然后，觉得自己不属于什么文化，属于上海的文化。后来，我觉得，可能它有一些非常真实的地方。慢慢地在这样的城市，这样子的文化和这样子的生活里边，它会滋生出一种它自己的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是跟世界主义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它的是非观开始变化，它不再以一种文化里边的是非观来作为自己的是非观。它会觉得，世界上还有一种标准不是民族的标准，而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好坏的标准，就是全世界人都会认同，糖是甜的，盐是咸的。我们还存在这样一种标准，我觉得，这种标准有的在开始可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是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是非观来说，比如，上海的银行的兴起，跟平遥的钱庄的没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整个中国的传统的经济状态的没落，带来了上海外滩那条线上面的繁荣。其实这个城市如果从这样的是非观来讲，它的发展是很不道德的。沿海的一条线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有机会有生机的地方，然后平遥慢慢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闭塞的、悲伤的一个地方。如果这样子的是非观，在你的心里，你不能够在上海去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对自己的成功有一个肯定。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它慢慢会寻找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认同的是非观，来支持自己。这是一个在上海的史学界是一直争论的。有一派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上海的发展，就觉得这个城市在中国人的手里它就是一个沙船港，然后在租界的时代，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化的都市。
这里边牵涉到很复杂的、不同的是非观的碰撞产生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上海的很多人的心里边是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就是不要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去论是非，是要从一个公众，就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去论是非。我不知道广州有没有，但是上海真的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常常被斥之为，是一个有洋奴习惯的人和地方才有的这种观点，就是你为什么不起来像三元里的人民反抗？我们需要是非观，需要有一个更确定的更大的一个是非观。为什么广州的工匠是不敢给外国人修房子？因为他们会被杀掉。如果按照外国人的图纸修房子，在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你上海的工匠这么热衷于给他们修房子？修了这么多新式的房子？一点都没有受到阻拦，还被认为是趋时的，是时髦的事情。就是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民族主义的精神，这个一直是上海一个很基础的冲突，一直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上海人在心里边是喜欢外国人，是洋奴的。
我慢慢就接触到这个矛盾，这是一个在上海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并不是以争论的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很奇怪，就是它管它存在，就是你不要管我，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然后我就是这么做，然后我就是这么支持。即使像我这样“文化大革命”当中成长的这一代人，父母叮嘱你学英文的热情是丝毫不减。我见过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英文，后来用《英语900句》学英文，后来用最早进来中国的《New Concept》学英文。每个人学英文都是天经地义的正经事情，学不好是很丢脸，这个传统一直还是存在在那里，它真的是比较少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而是用这件事情的本身质量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
当然，也存在很多事情，就是喜欢外国的牌子，喜欢外国人，然后就是一开国门，大家都急着往外跑，就觉得，随便什么事情都会去的。这个也是上海的一个共识。它可以去到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它不肯离开上海，他不会说，我去到苏州生活。它市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就觉得，在这种了解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慢慢让我了解到，这个城市从生出来，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一定存在很多特殊的问题。这个特殊的问题，是由城市化带来的，而且是由殖民地带来的，而且是由不同的文化当中的交流带来的。所以，它在很早的时候，遇见了很多城市将要遇见的全球化的问题，身份认同的焦虑，然后没有自己的根的那种，其实是焦虑的，而且是浮泛的，那种在心里边很深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不是现在大多数城市遇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一定会很多很多城市都要遇见这样的问题。上海是遇见了，它这么做了，它这样做法就是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接受的，什么地方是不能接受的，什么地方才是它一条，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的一条出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调查当中我获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