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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缘起：我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份就已听到传闻：张曙光先生要发表一篇对我进行摧毁性打击的批评文章。但最先读到的是《读书》一九九九年十期的校样，那是经过《读书》编辑们苦心改过的文章，只是张文的一部分，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还是进行学术讨论，没太在意。但随后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张先生发表于他任所长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内部文稿上的全文的复印件，我立即致电《读书》执行主编黄平先生，要求发表张先生的全文，黄平先生拒绝了我这一要求，理由有二，一是《读书》有自己的形象，不能发表学术之外进行人格攻击的文章；二是他还得为张先生本身的形象考虑。尔后《读书》又寄来了原拟定发表于十二期上的张文，我当即就这个版本写了回应文章。但现在又被告知，张文发表将往后延迟，并且《读书》杂志在收到我的回应文章以后，又将张的校样稿删掉了三页。
至今为止，我已看到过张先生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最原始的版本发表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内部文稿（张先生主编）上（简称为“原始版本”），第二个版本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简称为“经版”）。但比较手头这三个版本，愚意认为还是原始版本最能体现张先生作为一位权威批评家的风采与水准，有兴趣领略志在为经济学界（包括其他学界）立规则的张先生批评风采的读者，完全可以寻找天则内部文稿这一原始版本看看。我曾建议广州《开放时代》杂志去找张先生请求发表原始版本，但该杂志副主编李女士的请求被张先生婉拒。
我一直认为，任何著作只要出版后，就都成了“公共产品”，消费者（读者）有权提出自己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可以促使作者今后的研究得到提高，作者应该欢迎；即使作者不同意批评者的意见，也没有必要视批评者为论敌，篇篇都去回应。《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发行量大，且还有许多盗版，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只要有千分之一的人提出批评，其总量也相当可观，就算作者希望回应，恐怕技术上也没可能。今年七月在北京开会偶遇张先生，他告知有一篇批评我的文章马上就要发表，并要求我作出回应，我对他表明上述态度，并答应一定好好拜读。
还有两片花絮不得不提：一是我曾请张先生给我寄天则内部文稿上所发表的原文，但收到的却是一份打印稿，对比一下，发现删掉了几处辱骂我的话。不知张先生何以不给我寄原文？二是《经济学消息报》上的文章发表之前，我在单位收到一份隐去传真号码的传真，告诉我该报将有批评我的重要文章发表。传真发送者还告诉我，他认为，《经济学消息报》是我国最权威的经济学专业报，张曙光先生也是经济学界的权威，他的意见相当重要，建议我一定要好好读张的文章。
由衷感谢《书屋》杂志给我提供了一角，使我有机会对张先生三个版本发表综合澄清事实的文章。
与事实不符或有出入的几处地方
在“原始版”与“经版”中，张先生谈到两点，一是文中指出一九九八年二月份“在北京风入松会议上，一位社会学界人士对《陷阱》提出批评，竟被何女士讥之为‘某某某根本没看懂我的书’”。这件事实张先生是从哪里考证得来，笔者不得而知。事实是这位社会学界人士上午的发言是这样开头：“《陷阱》这本书我没读，也不想读。那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没什么研究价值。”然后就是他发表对改革形势的看法。整个会议持续一天，直到散会前我才做了个发言，主要是答谢大家来参加讨论，以及谈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根本没有对会上任何人的任何意见进行批驳。主持会议者寄给我的四盒录音带现在还保存着，可以用作证明。参加会议的人士也有近七十多位，部分与会者对这位社会学者的发言印象深刻，也知道我没对任何人的批评予以回驳。退一步说，这位社会学者已在讨论会上公开表示不愿意（或不屑）读拙作，难道我还会在任何地方文不对题地去说他根本没读懂？
二是张先生叙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即我在香港当众评论李实与张平先生讲学，宣称“你们这一套根本没用，只有《陷阱》一书中讲的才是有意义的”一事。事实是张先生言之凿凿的“真实的故事”一点也不真实。一是时间错误，不是一九九八年，而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间，因我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中旬结束访问回了大陆。二是事实有误。事实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一次午餐演讲会上，李实与张平先生讲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结论是中国收入差距不大。讲完以后大家按惯例提问，我提问比较靠后，只是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们的模型考虑了灰色收入没有？”他们答称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他们的模型没有考虑这一点。我当时发表了我的看法：“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是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而是灰色收入。一般的城市家庭现在都有工资外收入，权势者的工资外灰色收入往往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于他们的工资收入。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常识问题。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必须考虑这点，即便没有统计数据，也应该建立偏差修正值，否则恐怕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全部问答仅此而已。但张先生叙述的话里却闭口不谈我对李实先生收入差距研究的质疑内容，而转到了这样一种“讨论”：“像李实教授这样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功底非常扎实……与之合作的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其研究和著述的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但在何女士的眼里却是一堆垃圾，粪土不如。写到这里，像何女士这样狂妄、自负、自不量力之人，笔者实在少见。”张先生以讨论者的职业身份来认定双方讨论学术问题的资格并开始谩骂，是否符合张先生所谈的“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以及在中国研究收入分配要不要将“灰色收入”纳入研究范围，相信读者诸君自会判断。
两件事实的真相如此，张先生处处不忘告诉读者我的记者职业（其实这点我从未隐瞒），但在核实事实上他不如一般记者做得好。任何一个刚入门的记者都懂得，进行任何调查，除了叙述者之外，还得找另一方当事人访谈，并参照环境证据。张先生在根本没有找另一方当事人核实事实或利用有关的环境材料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就几次三番地批评我“狂妄、自负、自不量力”让人感到极不正常。
三是关于刘宾雁先生写书评一事。张先生叙述事实不完整，欠准确。事实是：该篇文章登载于美国的权威书评刊物“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8年10月8日）上，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Perry Link与刘宾雁先生合写，全文很长，可能有近二万字，四张大八开报纸那么大的篇幅。不明白张先生特意只点明“中国作家刘宾雁在《纽约时报》（一说《纽约周刊》）书评栏著文评论《陷阱》，因而何著走红美国”是想说明或暗示什么？（见原始版与经版）
关于我“要挤进过渡经济学行列”的问题
张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笔者不明白，整个中国经济学界都是一些‘淮桔成枳’的低能儿，是一些只会作‘屠龙术’表演的冒牌货，只有《陷阱》的作者鹤立鸡群，独具慧眼。既然如此，《陷阱》完全可以独树一帜，为什么要挤进‘过渡经济学’的行列，为什么要这些‘低能儿’和‘冒牌货’去赏识呢？”张先生这段话又完全是他个人移花接木，凭想象为被批评者虚设的话语。首先，“淮桔成枳”这个词我在《陷阱》的第一章中使用过，用于评价股份制改造的实际后果，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导致股份制改革“淮桔成枳”，并未在任何地方说“整个经济学界都是一些‘淮桔成枳’的低能儿”。“屠龙术”一词出于《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一文，该文发表于《读书》一九九七年第三期，后收入论文集《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整篇文章只是批评脱离中国的现实研究中国问题只是中看不中用、不能解决问题的“屠龙术”，并没有指责“整个经济学界都是只会做‘屠龙术’表演的冒牌货”。这都有白纸黑字的文章为证，以张先生堂堂经济学研究员兼“博导”身份，想来应该能够区分出批评某种改革举措的实际后果及治学风气与批评经济学家的能力及人格是两回事。在此还请张先生从我的任何文章中挑出“冒牌货”与“低能儿”两个词，哪怕不是形容经济学家的也行。我也从未在任何地方说过自己“鹤立鸡群，独具慧眼”，亦未看到过任何评论文章有过这类“考评”。即便张先生见多识广，看到过这类文字，那也是别人的评价，不是我为自己“加冕”，不知何以要由我来承担责任？
至于张先生关于我“要挤进过渡经济学派行列”并希图“获得赏识”的指责，本人更是不明其所指。在此借问张先生一声：“过渡经济学”什么时候开的“宗”，立的“派”？张先生是否被推举为该派“掌门人”？我要“挤进去”的表现是什么？我送过拙作或者文章请张先生及该派人士指教？还是给该派递了要求加入的申请书？抑或是要求在他们的“学派”杂志上发表文章？或者是请求参加该派的学术会议？又或是请求张先生收纳我忝列门墙？还是我在文章或者书中使用了“过渡经济学派”一词？如果没有上述行为任何之一种，这一“要挤进过渡经济学派行列”、希图“获得赏识”的结论又从何而来？难道是张先生用“过渡经济学派”的名称到国家专利局申请了“转型期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这一“专利”，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此再也不容别人染指，一染指就是“要挤进过渡经济学派行列”，希图“获得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