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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点不许出语伤人的平常意见。
然而事情没有完。有人拿给我看一张网上文字，题曰《质邵燕祥同志》，署名也是李洪岩。洋洋五千言。通读之后，真是“胡同串子”骂街，大不类一位从事学术研究者之所为；考虑到网上既有真名实姓，也不乏匿名或冒名，在不能认定即是在《杂文报》上撰文的那一李洪岩之前，姑名之曰网上李某吧。
这个网上李某，劈头盖脸就谥我为蚊虫：“蚊子嗡嗡飞，是饥渴使然，叮上一口，那快慰劲就甭提了。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当个职业杂文家，开心是开心，但题目其实难觅；一天收不到百八十块稿费就饿得慌，咋办？挖空心思，钻头觅缝找话茬，一旦捕获，其施施然肯定和蚊子吮血一般无二。”这就是我这“职业杂文家”写作《李洪岩文读后》的动机了；结果如何呢？“一个人，土埋到大半截了，学术上思想上一无所成，与学术界隔膜如阴间之物，却靠小打小劫混个杂文家头脸，再专恃杂文家伎俩放泼，老物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还有“不过就是个舞文弄墨的文丐”云云。文丐不足道，却又说此人“与姚文元所玩的把戏同出一门”，与“张（春桥）、姚（文元）之帮如出一辙”。高抬了！小朋友不知道，那张姚贵至政治局委员以上，按照中国国情，邵燕祥安能与二人相提并论呢。
这些骂人的话，怎么解恨怎么说吧，不必理睬。顶多劝告他言语放干净些，犹如“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大小便”而已。
略可一提的倒有两件事：
一，我文中引用了《文艺报》上乌尔沁夫的一段话：“一九六八年开始，钱锺书家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起监督和审视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年人，也不懂得尊重知识，还动手打了钱老。”那个网上李某，自称“我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对“文革”中事如数家珍，他把上述一事定性为“钱氏夫妇与邻居动手撕打”，指出“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对方不是别人，正是研究邵燕祥祖师鲁迅的××研究员。××是‘造反派’吗？同居一单元房子吵嘴打架，你邵燕祥未经任何调查研究，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钱锺书杨绛一方？太势利眼了吧？”但这个网上李某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他所说的××研究员一方呢？鲁迅是一回事，“研究”鲁迅又是一回事，其中不排除莫名其妙的人；正如钱锺书是一回事，而所谓“研究”钱锺书的人里，不也有李洪岩这样的吗？当年动手打钱先生夫妇的人，是否即为网上李某点名的这一位，我“未经任何调查研究”，姑以××代之。
二，这个网上李某，在长文最后说：“其实，这个邵燕祥，我不但知其人知其心，还有幸知其面呢。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北京国林风书店举行《往事与沉思》丛书座谈会，我作为该丛书的编委与会，却发现邵燕祥端坐在显眼的位子上。当时我就感到诧异，彼邵大杂文家邵大诗人没有史学论著呀，这会又非杂文家或诗人的麇集，怎么也人五人六大模大样像那么一回事？脸何以不红？心何以不虚？”“本来嘛，以杂文成家的，没有没有胆量到任何地方去‘夹杂’混混的雅兴的。”对不住，我一直不知道阁下是那套丛书的编委，我参加那个会并作了题为《史家之传》的发言，固然是出于对几位传主和作者的尊重（四本书分别是顾颉刚、谭其骧和何兹全、傅振伦四位历史学家的传记或自传），也不是背着丛书编委会且非要出席不可；但我想，即使作为一个读者，不请自来，到一个书店的“开架”会上坐下，听听，谈谈，又有什么心虚脸红的必要？
不过，这里标举“人五人六”一词，倒是此文一大贡献。我生北京若许年，“人五人六”所见多矣，这个地道的北京方言词语，则久未见人正式笔之于书。放眼看去，在国林风书店以外的“显眼的位子”上“端坐”的，“人五人六”之徒，何可计数，可惜都没有进入网上李某的眼界罢了。
看看标题：《质……同志》，令人齿冷。算了吧，“同志”？谁又知道你“志”在什么！
质邵燕祥同志
？ 李洪岩
蚊子嗡嗡飞，是饥渴使然，叮上一口，那快慰劲就甭提了。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当个职业杂文家，开心是开心，但题目其实难觅；一天不收到百八十块稿费就饿得慌，咋办？挖空心思，钻头觅缝找话茬，一旦捕获，其施施然肯定和蚊子吮血一般不二。
我那篇《身后闲事谁管得》原是感慨认知真理的困苦艰难，是想探找历史演变的模式或韵节，不料竟为饥痨痨的职业杂文家提供食物。拙文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杂文报》发表，照例挨了编辑的剪刀。不意招惹以写杂文而妇孺都知的邵燕祥同志青睐，《李洪岩文读后》便出现在五月二十一日《杂文报》的版面上。但见老邵头儿忽地从“杂文作坊”中跳出，风风火火，抡起水火棍劈头盖脸打将下来，却不料未挨到对方，倒闪了自家的腰！
他上来便说，拙文所引的那段《普希金秘密日记》，是他所没读过的，却断言这是一句“显然已成历史的话”。这“话”何以“显然”成了“历史”？未作任何交待。一个“显然”，一个脱离了文本环境的“没读过”，便成了他这篇杂文的转折点。
然而，一句“话”成为了“历史”，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这句“话”是“历史”上的人说的，抑或指这“话”只具有历史陈迹的意义而毫无现实价值？此类杂文家的杂文，确实给人“杂”的感觉——芜杂、嘈杂、混杂！然而，邵燕祥却标榜什么杂文“重理性和思辨”来着。不加证明和说明的“显然”一类修辞法就是他的“理性和思辨”！
“显然”之后，邵燕祥又来了个“似乎”──“似乎”李洪岩对邵某“所不知道”的卡沙诺瓦以及邵某所知道的柳永等“前人”“不胜艳羡”！好一个名教杀人！轻轻一个别有赏会、曲解歪解的“似乎”，便把李洪岩归入了“流氓”的行列！杂文家的修辞法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与姚文元所玩的把戏同出一门！
“似乎”之后，邵燕祥接着来了个“大概”──“大概”李洪岩“认定”“比尔·盖茨不看《杂文报》，也没功夫跟他打笔墨官司”。实则大可不必“大概”，完全可以“肯定”，因为，像《杂文报》这类专供邵燕祥们改造世界而“杂语喧哗”的搏杀阵地，创造文明的比尔·盖茨是绝对不会“看”的。但是，要说比尔·盖茨“没功夫”“跟”我“打笔墨官司”，“大概”倒未必了！他只须拿出其亿万家财的零点零零零几，就可以雇佣千万个擅长“打笔墨官司”的杂文家！而且，照邵燕祥的讲法，这些杂文家绝大部分掌握舆论工具──“如果从杂文作者群中剔除了现在和过去的新闻工作者，恐怕就要溃不成军了。”你邵燕祥何不将那《杂文报》寄比尔一纸呢？不必费事找人翻译，只须用盖茨发明的东西轻轻一点，李洪岩的“罪证”就会立刻现于这位世界首富眼下。
够了！邵燕祥继续在文中运用的“仿佛”、“如此这般”、“据说”、“又据说”、“有点”、“多半”、“大约”、“不知道是不是”、“呜呼”等等模糊字眼，还需要我一一点评吗？用了这么多模棱两可的修辞法，是要“立其诚”吗？然而，杂文家的积习如此，杂文家安身立命的诀窍在此，邵燕祥早就习而不察了。他要把自己装扮成真理的化身，把自己的职责规定为教训人类，却忘记自己也是无毛两足动物。
这不，邵燕祥在文章中两次承认，他根本就不知道李洪岩是“何许人”，又坦白不含糊地承认自己是“局外人”！换言之，对我们与杨绛在报章上公开进行的学术争论，他根本就一无所知，对我们所发表过的各式文章，他高贵厚重的眼皮当然也就从未稍稍一夹，所以招来二愣子式的质问：为什么不“把前因后果上下文交待清楚”？既然自知是“局外人”，何以不呆在一边晒晒太阳，跑来瞎掺乎啥？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邵某的另一篇文字垃圾《读钱锺书旧文》，也是恬不知耻却又气概飞扬地大叫：邵某“自知”于钱先生的著作“未取一瓢”，“至今还是头脑简单”。于是，我们看吧，他居然“头脑简单”得把钱锺书笔下一个相当于“笔者”意思的普通代词“我们”，不含糊地坐实为“一定是”钱锺书和杨绛！我在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下也读到过不少“我们”这个词，就从未想到那里面居然还包含了他老婆！一个人，土埋到大半截了，学术上思想上一无所成，与学术界隔膜如阴间之物，却靠小打小劫混个杂文家头脸，再专恃杂文家伎俩放泼，老物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
而且，邵燕祥在他有名的杂文里对全世界宣告：“杂语喧哗才是人间”，“杂文的生存状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标志着宪法中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然而，当有人出来“自由”“喧哗”的时候，燕祥同志震怒了，对“反权威、争平等的味道”不以为然了！对“公开撒谎”的“高高在上者”大加粉墨，做“道义上的声援”了！此时的邵，不仅全然背叛自己的信仰，而且变成了《山海经》里那个名叫山膏的动物，大声“呜呼”：杨绛先生也可以“咒骂”吗？“咒骂”杨绛的人又岂能不是“坏蛋”？看来，邵燕祥所说的“杂语喧哗”，就是许他“喧哗”，不许别人“杂语”！更不消说，邵燕祥还直挺挺地写过这样的话哩：“若想把哪一个人推向没落，推向停滞，推向失误，以至不可自拔，那就向他们一味地说好话、献谀词、唱颂歌，而把任何批评和忠言都叫作吹毛求疵或别有用心吧！”（《杂文作坊》102页）
这种自己扇自己嘴巴子一般的自我搏斗，对邵燕祥原属稀松平常。好在没人叫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