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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苏联归来》讲的都是真话，而且是在最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上讲真话。
如果说，它还有什么不足之处或缺点的话，主要还在于讲这种真话讲得不够具体，略嫌拘谨，对有些问题似蜻蜓点水，一闪而过。
发生这种状况，我以为，当时在作者思想上，有如下两种原因：一，正如纪德在《自序》中讲的：“三年以前，我宣布过我对于苏联的爱和钦佩。那里正在进行一种空前的实验，这实验使得我们的希望之心大为高涨，我们期待由此造成巨大的进步，造成一种力量足以牵引全人类前进。”（P。14）正是这种对苏联的爱心，对全人类的爱心，促使他不能不讲些真话。因为，“凡一味恭维的人，乃不善于表示其爱。”（P。16）二，又是出于这种爱心，他抱着对有些事能不讲就不讲的态度，只要苏联确实像在一个扶梯上往上爬。可惜他见到的情况正是相反。当时，他作为一个法共党员，他怕苏联“在梯子上一级一级下来”，会拖带法国共产党走向不可挽救的错误，所以才认为自己“有不得不言之责任”。（P。143…144）
正因为这两种复杂感情综合的作用，所以，纪德决定要讲真话，但又适可而止。而这种出自爱心的、适可而止的真话，却遭到大大小小的斯大林们的围剿。斯大林演出了许多历史悲剧，归根结蒂，悲剧的主要渊源之一，在此。
纪德的真话，除讲了一些当时苏联获得的成就以外，涉及的问题有如下一些：
一、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带来了日用品供应的匮乏。购物要排长队，甚至大商店还没有开门时，就有二三百人在排队。不少日用品样式丑陋，有些食品品质低劣。
二、斯达哈诺夫运动中的虚假与形式主义。在运动背后，工人劳动情绪低落。
三、由于社会的封闭，造成了许多人的无知和盲目自大。“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P。34）这样，就在思想上造成了人们与外界的隔绝，对外面事物的无知与盲目性。“俄国工人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P。35）
四、消灭个性。许多住宅都给人以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的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这个消灭个性的现象可以看作一种进步么？在我，是不敢相信的。”（P。32，P。33）
五、由于缺乏思想自由，导致作家的“附和主义”，使作家没有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艺术风格。“在苏联，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的。”（P54）这，实际上也是消灭个性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
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斯大林发个致敬电，斯大林的名字前面如果不加上“劳动者的领袖”、“人民导师”之类的话，电报就发不出去。于是，纪德和他们“争得厌倦之后，只好屈服了”，但却想到这样的事，“将在斯大林和人民中间划下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P。46…47）
七、特权分子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过于悬殊。特权分子住豪华的舒适的疗养院，而就在疗养院附近，劳动人民住房简陋，饮食低劣，生活贫困，这就不免激发了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P。40…4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纪德访苏是在一九三六年，那时，正是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滥杀无辜的一九三五年过后仅一年。书中，纪德却对这次重大错误基本上回避了。大概还是考虑“影响不好”，要给斯大林留点面子之类的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吧！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是以斯大林模式（外加毛泽东的若干创造）来改造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生活的。所以，经历过几十年风雨波涛的中国读者，对于纪德讲的这些弊病，可谓再熟悉不过了。中国读者从自己的感受中可以体会到，纪德对苏联的批评是何等善意和正确！但斯大林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绝对正确的，都是不能加以批评的，在这个专制主义者的旁边，又围绕着一批对他善于察言观色、胁肩低眉的小人，于是，纪德遭到围攻也就事出必然了。当时，由于苏联在一些进步人士中间还有着较大的影响，《真理报》带头攻击纪德以后，一些不明真相的进步人士，一哄而起向纪德提出批评，当然也就成为必然的事了。
三
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纪德的围攻，使纪德丢掉了幻想，明白了一些早先还不明白的道理。所以，他写《从苏联归来》的“修描”即《答客难》一书，就写得十分具体了。看了《从苏联归来》的读者，如果不看这本《答客难》，即前书的续集，还不能透彻了解事情的全貌。
《答客难》在以下几个方面，谈得具体而深刻：
一、苏联用“最奢侈的旅行”的条件，招待纪德一行，有着明确的目的，是希望回收另一种利益：即要他们只讲好话，而不提任何批评，借以欺骗全世界的人。
这次旅行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坐的是火车专车或最好的汽车，住的是最好的旅馆中最昂贵、最华丽、选择得最精致的最好房间，天天都有宴会，每次宴会“每客须三百卢布”，而一个小工，“工资每天只有四或五个卢布”，那就是说，每人一餐饭就是一个小工一天工资的六十到七十五倍，况且纪德一行六人，加上向导共七人，他们每餐饭的耗费就是一个小工一天工资的四百二十倍到五百二十五倍。这还不算经常有和客人一样多甚至多得多的主人和陪客的耗费！但纪德“不识抬举”，他一定要讲真话。《真理报》对纪德的气愤一部分就由此而来。为此，纪德说了一段很沉痛的话：“在我的苏联游历中有种悲剧的成分。我以一个热情的人，一个虔信人的资格，来到苏联，为得欣赏一个新世界，而人们却拿旧世界中我所厌恶的一切特权献给我，藉以诱惑我。”此时，纪德的气愤也难免超过主人对他“不识抬举”的气愤。（P。114…118）
二、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说明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官方发表的许多生产数字根本靠不住。而许多工厂产生的废品却令人触目惊心。“‘劳动英雄’工厂制造供给莫斯科小学生用的二百万本练习簿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使用的。”（P。88）连苏联有名的外科医生布登加教授使用的“外科缝针，在行手术时不是弯了，便是断了。”（P。88）生产了这些废品，而且生产这些废品背后的劳动者情绪，实在是国民经济生活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住房条件恶劣的情况，更加严重。“最近建筑给工人居住的好多房屋，是如此仓促，或宁可说如此轻忽，材料又如此庸劣，恐怕不久就会不能住人了。”在巴库，他们不顾官方的向导如何阻拦，去参观了石油工人住的“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惨的标本”，纪德的同行作家西特令不得不对他们看到的事实，提出抗议说：“革命之后十八年，你们还容许你们的劳动者居住在这类猪栏里！”（P。90）
三、由于缺乏民主，使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为“官僚分子对于无产阶级之专政”。
这是《答客难》一书的重点。
苏联社会缺乏民主最主要的标志是：“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受人玩弄。他们被人家堵塞了嘴巴，捆绑了手足，差不多丝毫不能反抗。”（P。107…108）因此，纪德不能不同意一个著名的判断：“确实苏联同其他独裁制国家一样，是少数一群人统治着，广大民众对于国政完全无份，或只有很小参与（的）一部分。”（P。111）
由于缺乏社会上的民主和党内的民主，苏联就形成了以斯大林个人为中心的专制制度。“斯大林只能容受颂赞；一切不喝彩的人，他都认为（是）仇敌。时常，他把别人提议的改革，当作自己的东西；但倘若他占取了那种观念，那么为使之成为他自有之物的原故，他就先铲除那提出此观念的人。这便是他的做到时时刻刻都‘正确’的手段。如此，不久之后，在他周围将只剩下那些不会说他错误的人了，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观念的。这就是专制主义之本性；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痈舔痔者流。”（P。121）“这些人愈加无能，斯大林就更可以依靠他们的附和主义的忠诚；因为他们的特权地位是只依靠恩宠得来的。不用说，他们都是现行制度之热烈的拥护者。替斯大林的幸运服务，同时就是保护了自己的利益。”（P。108）这样，与封建的皇权制度毫无二致的社会制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然只可能暗淡无光，生机全无。尽管牛皮吹得天响，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阴晦、灰暗的色彩。
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列宁的防止官吏变成官僚，而提出的不可缺少的三个条件：第一，可以随时罢免和选举；第二，薪俸与普通工人工资相等；第三，人人参加监察，使得……大家暂时都是官吏，而没有一人能变成‘官僚’。这三个条件，没有一条履行过。”（P。109）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标榜这个制度如此先进，这般完美，这是不是有点滑稽？
至于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如何对政治上的异见者的残酷镇压（纪德说：“在苏联，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见P。120）如何鼓励卑鄙的告密者（乃至“十年以前说的话，被人告发出来，也要治罪，”见P。98），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在这个社会中，“最荣显的就是最有奴隶性的，最卑鄙的，最阿谀的，最下流的。所有那些敢抬起头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