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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病重，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也不可能……冯雪峰约我去看鲁迅，他拿着拟好的稿子，念给他听。鲁迅闭着眼睛听他念，没有说什么，只点了点头。冯雪峰回去之后，又拟了一篇（即《论现代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鲁迅这时身体更弱了，更没有力气说什么了。他点了点头，略显出一点不耐烦的神气……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这是说，文章也不是鲁迅口授的，而是出自冯的笔下。胡风还谈到，叫重病中的鲁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表态，显然是不严肃的。一则影响他的健康，再则他未能深思熟虑，叫他负责，说不过去。此后他只是略为表示不满，但也没有郑重否认，因为冯是从中共中央来的人，他代表党，鲁迅未便如此。
胡风所言，并不仅仅是“孤证”。鲁迅夫人许广平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是重要的佐证。此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篇》。其《一集》、《二集》都是鲁迅先生自己选编的。《末篇》是他去世之后，由许广平选编的。对此文许广平的心情有点尴尬，因为不是先生所著，不可堂堂正正地选入，但又毕竟以他的名义发表过。于是退而置于《末篇》的《附集》中。当时以鲁迅先生的名义发表，而不是他写的文章，另外还有，如瞿秋白的文章。这是当时文坛上的现象。许还是收存备考了。
关键问题在于这文章，不符合鲁迅的一贯思想。鲁迅先生提到托洛斯基，总是怀着敬意和赞许的，他读过很多他的书。就是托氏被斯大林打倒后，他也没有“成王败寇”的思想。仍然说，他不是武夫，他是有文艺修养的，他的观点从长远看是有价值的。等等。
他对冯雪峰文中所说的，“托洛斯基的中国徒孙们”——当时公认指的陈独秀，也一直是肯定和赞扬的。陈在鲁迅的心目中是什么地位？鲁迅有“遵命文学”之说。他明白地说：“我所尊奉的，是那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说白了是尊重陈独秀，当时公认他是“革命的先驱”。那时共产党没有建立。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有谴责过托派。
曹禺在他的剧本扉页上写着：“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个戏剧。戏剧表现精彩的人生。”如果把这件事看作一个独幕剧，人物有冯雪峰、鲁迅、胡风和许广平。也有精彩之处：鲁迅病重，闭目点头。戏剧性在于它的模糊性和悬念。可以理解为“认同了”，也可以认为是“知道了”。如何理解视主谋者的需要而定。冯说是鲁迅口授，还利用了党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冯的目的达到了。他把鲁迅——“中国的高尔基”推入国际共运反托。他又在病重的情况下，终于深情地歌颂党所领导的队伍。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儿，作为党的代表的冯，在代替鲁迅表态和抒情。胡风对之进行道德评说。政治斗争哪讲这个！如军事斗争的“兵不厌诈”吧。此类事多矣！如“反右”中的“阳谋”，庐山会议前的号召学海瑞。都是“请君入瓮”，纷纷落马。所以冯雪峰之举不足怪。鲁迅先生是讲过《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当然应看对什么人，对鲁迅先生也可以不讲“费厄泼赖”（fairplay）吗？
后来鲁迅不好再说什么。史学家靳树鹏说：“冯和鲁迅、胡风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文章会造成这样大的影响。”这是善意的揣测。
看来冯雪峰也并不了解“托派”有什么罪和错。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知道“托派”是最阴险、最可怕的敌人，但是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冯用了最刻薄的语言，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又未能据实说明是非。
例如他说：“史太林先生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能说明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至‘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吗？”这个逻辑，是歌颂成功者，鞭笞失败者，没有讲“是非”。陈独秀晚年的诗中，有“善非恶之敌”（好人常斗不过坏人），这倒是事实。
冯急勿匆一再这样做，当然是一种需要，是不择手段的个人行为，还是执行革命任务呢？
在这个独幕剧中，鲁迅也是主角，他的处境不妙。他谈不到认同，其一贯的思想是清楚的。
胡风先生负责地做了见证人。许广平对文稿做了恰如其分的处理。这使情况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
“鲁迅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有巨大的反响，因为他满足了党内斗争的现实需求。在巴黎的《救国报》（“中共”所办的报纸）居然两次发表这篇文章。来信人原来是陈其昌，刊出时用陈××。一般误认为是陈独秀，认为鲁迅先生居然和陈独秀斗争起来，真是太有戏剧性了。从该报反映的情况看，应和鲁迅先生声讨“托派”之声遍及各地，如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当然还有延安等地，更及于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巴西等地区和国家。
（原载《书摘》2005年第2期）
关于《同学少年都不贱》
陈子善
2001年7月，盛夏时节，我从波士顿飞到洛杉矶。我是应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系主任张错教授之请去作短暂访问的，在该系有一场小范围的学术演讲。但我此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私人目的，那就是踏访张爱玲故居，寻找张爱玲当年在洛杉矶留下的足迹。
张爱玲1995年9月中秋节前夕在洛杉矶悄然告别人世，时光飞逝，倏忽六年过去了，张爱玲故居是否有新房客入住？故居前的几株绿树也该长高了吧？张爱玲常在寄信发传真的小店还在营业否？有关张爱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亟想知道的。然而见到张错教授后，又得知南加大东方图书馆有“张爱玲资料特藏”，很值得一看。于是由张错教授热情引见，在东方图书馆负责人浦丽琳女士特别安排下，我查阅了尚未对外开放的“张爱玲资料特藏”。当打开四大纸盒特藏资料的一刹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事情必须追溯到四年之前。1997年10月，为纪念张爱玲逝世二周年，南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举办了“张爱玲遗作手稿特展”。“特展”取得了很大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得到了台湾皇冠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提供了不少张爱玲作品手稿复印件，包括英译《海上花列传》手稿、英文《少帅传奇》手稿（均为打字稿）、《对照记》和散文《乱世纪二三事》（即《惘然记》）、《“嗄？”？》、《草炉饼》、《笑纹》、《四十而不惑》、《一九八八至——？》手稿等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特展”圆满结束后，这批手稿复印件就由南加大东方图书馆妥为保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使我惊喜的就是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手稿。
《同学少年都不贱》写在由皇冠出版社为张爱玲特制的500格长形稿纸上，共42页，钢笔竖写，字迹娟秀清晰，一气呵成，仅少数几处有删改。亲眼目睹张爱玲这部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中篇手泽，我不禁感慨万端。作家创作，不像GDP，可以每年持续增长，精神生产有巅峰期，也就有沉寂期，这本属正常，更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论调，认为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她的写作就走进了死胡同，乏善可陈。其实，留在大陆的那些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大家名家，又有几人在五十年代以后写出了足以传世的作品，那又该作何解释呢？事实恰恰与人们的苛评相反，后期张爱玲仍坚持创作，仍致力于有所突破，正像她在《续集》一书（1988年2月台湾皇冠出版社初版）自序中所说的，她在“继续写下去”，“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写得少，刊出后经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
这部《同学少年都不贱》倒确实是张爱玲生前没有刊出的，个中原委，颇值探究。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又一个喷发期，虽然已不像早年那么辉煌。她的好友宋淇（林以亮）在那篇写于1976年的名文《私语张爱玲》中就曾欣喜地透露“现在她又在专心创作，她的忠实读者和友好听见了这喜讯，辗转相告。”尽管宋淇预告的当时已在润饰的《小团圆》终于未能问世，《小团圆》手稿也至今下落不明，但两年之后，张爱玲还是拿出了《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等一系列新作。据张爱玲自己回忆，这几篇小说都在50年代就已写出初稿，“此后屡经彻底改写”，才在1978年前后交付发表的。后来收入《惘然记》一书时又“还添改多处”，足见张爱玲创作态度的严谨，一丝不苟，也正应了她1978年8月20日致夏志清函中所作的自我解剖：“我是爱看人生，对文艺往往过苛。”
从《同学少年都不贱》开首就提到基辛格（张作季辛吉）出任美国国务卿，应可推算这部中篇作于1973～1978年之间，也就在上引同一封致夏志清的长信中，张爱玲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到这部本该与《色，戒》、《浮浪花蕊》等同时面世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她告诉夏志清：“《同学少年都不贱》这部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写出就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经搁开了。”所谓“外界的阻力”具体有何指涉？已引起“张学”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拙见既然这部小说当时根本不为外界所知，“外界的阻力”无非是广义的泛指，而不是明确的特指，即外界对张爱玲期待甚高，当然也可能包括《色，戒》1978年1月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议，以至张爱玲后来不得不再写《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以为答辩。而“寄出”又寄往何处？显然是寄给宋淇以听取他的意见。众所周知，50看代以降，张爱玲不少作品都是寄给宋淇，过目把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