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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能具有环境监测的重要意义。比如，某种鸟的减少可能是由于附近工厂排放着过多的二氧化硫，自然是不祥之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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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命的礼赞
有人告诉我们说，现代人的麻烦，是他一直在试图使自己同自然相分离。他高高地坐在一堆聚合物、玻璃和钢铁的尽顶上，悠晃着两腿，遥看这行星上翻滚扭动的生命。照这样的描绘，人成了巨大的致命性力量，而地球则是某种柔弱的东西，象乡间池塘的水面上袅袅冒上的气泡，或者象一群小命娇弱的鸟雀。
但是，任何认为地球的生命是脆弱的想法，都是人的幻觉。实际上，地球的生命乃是宇宙间可以想象到的最坚韧的膜，它不理会几率，也不可能让死亡透过。而我们倒是那膜的柔弱的部分，就象纤毛一样短暂、脆弱。而且，人早就在杜撰一种存在，他认为这种存在使自己高于其他生命。几千年来，人就这么脑汁绞尽，用心独专地想象着。因为是幻觉，所以，这种想象今天如同过去一样没有使他满足。人乃是扎根在自然中的。
近年来的生物科学，一直在使人根植于自然之中这一点成为必须赶紧正视的事实。新的、困难的问题，将是如何对付正在出现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的观念：人与自然是多么密切的联锁在一起。我们大多数人过去牢牢抱有的旧观念，就是认为我们享有主宰万物的特权这种想法正在从根本上动摇。
事例。可以满有理由地说，我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我们不象过去一向设想的那样，是由我们自己的一批批越来越复杂的零件逐级顺序组合而成的。我们被其他生命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在我们细胞的内部，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们出门去迎接每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体。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大量地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居留了下来。从那时起，它们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样式复制繁衍，其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都与我们的不同。它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象豆科植物的根瘤茵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将没法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个念头。
线粒体是我们体内安稳的、负责的寓客。我愿意信任它们。但其他一些小动物呢？那些以类似方式定居在我细胞里的生物，协调我、平衡我、使我各部分凑合在一起的生物，又是怎样的呢？我的中心粒、我的基体、很可能还有另外许许多多工作在我细胞之内的默默无闻的小东西，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基因组，都象蚁丘中的蚜虫一样，是外来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细胞们不再是使我长育成人的纯种的实体。它们是些比牙买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
我当然乐于认为，它们是为我工作，它们的每一气息都是为我而呼吸的；但是否也有可能，是它们在每天早晨散步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的感觉，倾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
然而我心下稍觉宽慰，因为我想到那些绿色植物跟我同病相怜。它们身上如果没有叶绿体，就不可能是植物，也不可能是绿色的。是那些叶绿体在经营着光合工厂，生产出氧气供我们大家享用。但事实上，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有着它们自己的基因组，编码着它们自己的遗传信息。
我们细胞核里携带的大量DNA， 也许是在细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联合起来的年月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儿的。我们的基因组是从大自然所有方面来的形形色色指令的结集，为应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况编码而成。就我个人而言，经过变异和物种形成，使我成了现在的物种，我对此自是感激不尽。不过，几年前还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是个独立实体，但现在却不能这样想了。我也认为，任何人也不能这样想了。
事例。地球上生命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样性还要令人吃惊。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个单一细胞衍化而来。这个细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由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就是同种相传的相似性。
病毒，原先被看作是一心一意制造疾病和死亡的主儿，现在却渐渐现出活动基因的样子。进化的过程仍旧是遥无尽期、冗长乏味的生物牌局，唯有胜者才能留在桌边继续玩下去，但玩的规则似乎渐趋灵活了。我们生活在由舞蹈跳荡的病毒组成的阵体中，它们象蜜蜂一样，从一个生物窜向另一个生物，从植物跳到昆虫跳到哺乳动物跳到我又跳回去，也跳到海里，抱着几片这样的基因组，又拉上几条那样的基因组， 移植着DNA的接穗，象大型宴会上递菜一样传递着遗传特征。它们也许是一种机制，使新的、突变型DNA在我们中间最广泛地流通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医学领域必须如此集中注意的奇怪的病毒性疾病，就可被看作是意外事故，是哪里出了点疏漏。
事例。近来，我一直想把地球看作某一种生物，但总嫌说不通。我不能那样想。它太大，太复杂，那么多部件缺乏可见的联系。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驱车穿过新英格兰南部树木浓密的山地时，我又在琢磨这事儿。如果它不象一个生物，那么它象什么，它最象什么东西呢？我忽而想出了叫我一时还算满意的答案：它最象一个单个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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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作倒数计时的一些想法
每一帮远征月球的宇航员归来时，人们总要搞的那一套苦心经营的仪式，其中总有某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似乎还是某种象征。宇航员们总要首先赞美地球的不可侵犯性，而每一次赞美，都以程式化的设计重新表演出我们对于生命本质久已有之的忧虑。他们不象我们或许要想到的那样，双膝跪倒，亲吻飞船的甲板；那样会侵犯、搅扰、玷染那甲板、那飞船、周围的海和整个地球。相反，他们戴上外科手术用的大口罩，迈着轻快的步子，举起双手，什么也不触动，进入一个无菌箱。他们从玻璃板后面神秘莫测地、象无菌操作一样向总统招手，唯恐鼻息里的月尘沾到总统身上。他们被高高挂起，悬渡到休斯顿的另一个密封室里，等待四十天检疫隔离的期满。在此期间，人们不安地看着接种了的动物和组织培养，害怕真的出现什么凶兆。
直到这长长的灭菌隔离仪式完成之后，他们才获许重见天日，才能开车子光顾百老汇。
外星来客或另一个世纪的人，会认为这一套玩艺儿不折不扣是疯子行为。唉，局外人是不会理解这一套的。这年头，我们作事就得这样。假如月球上有什么生命，我们首先要怕它，必须提防着它，免得染上点什么。
或许那是一只细菌、一条迷路的核酸、一个酶分子，或者是什么光滑无毛、灰眼睛透着狡黠的无名小东西。不管是什么，一旦我们想到了它的存在，这个外来的、因而便是有恶意的东西，就不是好玩的。一定要把它关起来。我想，关于这事儿的辩论会会转向讨论如何最干净利落地杀死它。
真是奇事一桩，我们竞能连嘘一下也没有，就全都接受了这种恐惧外来者的作法，好象这样作只不过是依某条自然法则行事似的。这从某种方面暴露了我们的世纪，暴露了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暴露了疾病和死亡对我们的困扰，还有我们的人类沙文主义。
有片断的证据说明我们错了。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有生之物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合作关系，是程度不同的共生关系；看似敌对时，它们通常保持距离，其中的一方发出信号和警告，打旗语要对方离开。一种生物要使另一种生物染病，那需要长时间的亲近、长期和密切的共居才能办到。假如月球上有生命，它就会为我们接纳它加入球籍而孤苦地等待。我们这儿没有独居生物。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生物都跟其他生物有联系，都依赖于其他生物。
据估计，我们真正认识的微生物，很可能只是地球上微生物的一小部分，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不能单独培养。它们在密集的、相互依赖的群体中共同生活，彼此营养和维持着对方的生存环境，通过一个复杂的化学信号系统调整着不同种间数量的平衡。在我们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我们还不能把所有的微生物一个一个地都分开，单独培养，正如我们不能把一只蜜蜂从蜂窠取下，而使它不致象脱皮的细胞般干死一样。
细菌虽小，却已经要现出群居性生物的样子了。它们一定能为研究不同生命形式之间在所有层面上的相互作用提供相当好的模型。它们靠合作、适应、交流和以物易物而生活。细菌和真菌，很可能还借助由病毒建立的通讯系统，组成了土壤的基质（有人提出，得力于微生物的腐殖酸，对于土壤物质来说，它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结缔组织） 。 它们彼此靠对方而生存，有时还生活在彼此的里面。蛭弧菌属（Bdellovibrio）钻透其他细菌的体壁，蜷缩进它们里面，在其中繁衍，然后再冲出来，好象它们认为自己是噬菌体一样。有的细菌群体插足于较高级生命形式的事务如此之深，以至于看起来好象是那些植物和动物体内新型的组织。根瘤菌充斥于豆科植物的根毛中，看起来就象一群贪婪的、入侵性的病原体。但是，它们介入后形成的根瘤与植物细胞合作，却成了大地的主要固氮器官。在植物细胞与微生物细胞之间进行的豆根瘤蛋白生产，是共生高技术的样板。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