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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的态度：我们象他们一样厌恶谈论个人的死亡，也同样不愿想到个人的死亡。那是不雅的事，就象旧时对男女混杂的人群谈论性病或堕胎一样。大规模的死亡倒没有以同样的特殊方式让我们不安：我们可以团团围坐在晚餐的桌边谈论战争，其中有六千万生命一朝灰飞烟灭。谈起这个，我们就象谈论坏天气一样。我们可以天天在电影和电视上观看突然的血淋淋的死亡，并且是色彩鲜活的景象，而用不着去忍住一滴眼泪。只是当死亡的数目很小、又发生在近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焦躁不安地苦思苦想。问题的核心，乃是人们自身赤裸的、冷酷的死亡。这是自然界一切现实之中我们最有绝对把握的现实，而它却是说不得、想不得的。也许，我们比我们的前辈更不愿意面对这一现实，因为我们心中希望这事会离开我们。为了掩盖这种想法，我们愿意认为，我们有这么多似乎能驾驭自然的令人惊叹的方法，只要在今后，比如明年，变得更精明些，我们也许就会避开这一核心问题。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 Sir， 1605－1682，英）说道：“活着这一长期的习惯使我们不愿死亡。”现下，这习惯成了一种瘾：我们执迷于活着；它牢牢抓住我们，我们牢牢抓住它，这中间的纽带越长越坚韧。我们不能考虑戒除这一习惯，甚至当活着已失去原来的热情，甚至连对热情都失去热情之后，也不想戒除它。
为了免除死亡，我们在技术能力方面已经走了遥远的路程，可以想象，我们也许能把死亡延迟更长的时间，或许能使寿命比得上俄国的阿布哈兹人。据说，那些人能延年益寿，身心旺盛地活过一个半世纪。假如我们能够摆脱某些慢性的、使人衰老的疾病，以及癌症、中风和各种冠心病，我们就会长寿。这话听起来很吸引人，也合乎情理，但一点也靠不住。假如我们摆脱了疾病，我们会在最后十来年中更好地安度晚年，但仍可能会按大约跟现在一样的时间表而终结。我们可能象那些遗传上不同种族的老鼠一样，或者象海弗利克（Hayflick）那些不同的组织培养系，在程序事先规定的天数内死去，控制它们寿命的就是它们的基因组。如果事实如此，我们终将老死，只是其中一些人可能在60岁就散了架，而另一些人则晚得多，这要依遗传的时间表而定。
假如我们真能摆脱今天的大多数疾病，甚或能摆脱所有的疾病，我们临终也许会干枯，随一阵轻风飘走，但仍然要死亡。
我的大多数朋友不象我一样看待这件事。他们愿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死亡，只是因为我们生病，是由于这种或那种致命的疾病所致。假如没有这些疾病，我们就会无限期地活下去。尽管在生物学家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有证据表明死亡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愿意认为死亡是疾病所致。什么东西都死亡，我们周围的一切，树木、浮游生物、苔藓、老鼠、鲸鱼、苍蝇、线粒体，概莫能免。最简单的生物有时难以认为那是死亡，因为它们身后留下的丝丝缕缕能不断复制的DNA， 明显地是它们自身的活的部分，而我们的情况则不那么明显（并不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看上去是这样）。苍蝇并不是一个个因疾病缠身而病死。它们只是衰老、死亡，象苍蝇一样死亡。
我们渴望活下去，即使有明明白白的证据摆在面前：高龄长寿在我们迄今构造成的这种社会里未必是什么可以享受的乐趣。如果我们能把寻找新技术的事暂搁一旁，直到发现了一些更让人满意的事可以在延长的时间里干，那就是幸事一桩。当然需要找到一些事来取代坐在大门口一遍又一遍地看手表。
也许，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憎恶辞世时的不适，我们就不会这样急于延长生命。尽管我们在生物学其他方面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进展，可关于这一举世普遍的死亡过程，我们的知识还少得惊人；似乎是我们不希望了解它。即使我们能够想象，死就是死，用不着先痛苦地病倒然后再过度到死，我们也会怕那件事。
有迹象表明，医学也许正在对这一过程表示新的兴趣，部分是出于好奇，部分是由于困窘地意识到，我们在处理疾病的这一方面时，并没有显示出过去的内科医生曾经表现出的技巧。在那些年月里，他们还没有象我们现在这样确信，疾病是孤立的，有时是可以战胜的。那时，一个好医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服务，就是在病人临终的时候守护在近旁，安慰他们。这些通常是在家里作的。现在，这些事是在医院里，并且是悄悄进行的（人们今天越来越惧怕死亡，原因之一，也许就是相当多的人对死亡全然陌生；他们从未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看死亡发生）。我们的有些技术，让我们可以否认这事的存在。我们把闪烁不定的生命在细胞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群体中维持很长时间，就好象我们在使一面旗子持续飘扬。死亡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事；细胞一个接一个地死亡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生命之光熄灭几个小时之后，把细胞大量救活，还可以用组织培养使它们继续生长，因为不可逆转的死亡消息最终传遍身体的所有部位，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
也许我们就要发现， 死亡毕竟不是一件太坏的事。 威廉·奥斯勒爵士 （SirWilliam Osler， 1849－1919， 加）就曾这样看。他不同意人们讲死亡的痛苦，坚持认为并没有那回事。
在一本19世纪关于非洲探险的回忆录中， 有大卫·利文斯通 （DavidLivingstone， 1813－1873， 英苏格兰）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他自己的一次濒死的经历。他被一头狮子抓住，那头野兽撕裂了他的胸膛，只是由于朋友及时射来一颗幸运的子弹，他才死里逃生。后来，他历历在目地回忆起那段经过。他是那样惊异于与死亡相联的那不同寻常的安宁、平静和绝无痛楚的感觉。于是他创造了一种理论，说所有动物都有一种保护性的生理机制，在死亡的边缘开始起作用，将它们在一团平静的云雾中带到彼岸。
我只有一次见过死亡的痛苦，那是在一个狂犬病患者身上。长达二十四小时之内，他极其清楚地知道他自身解体过程的每一步，直到最后一息。在狂犬病人的特别神经病理学中，好象保护机制遇到障碍，没有开启。
从越来越多的心脏病患者那里，我们有新的机会来了解更多关于死亡生理学的第一手知识。有些病人经过那整个过程，然后又活过来。从第一批由心脏病假死中复活的人们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种假死已被称作拉撒路症候群），奥斯勒似乎说对了，那些记得那段经过的全部或部分的人们并没有回忆起任何恐惧或痛苦。有几个人看上去似乎已经死了，但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清醒着，他们感觉到一种奇异的超脱感。有一个人发生冠状动脉梗塞，在一家医院门前心脏停止了跳动，实际情况说明他已经死了。几分钟后，他的心脏在电极的刺激下重新起动，又恢复呼吸活了过来。据他的描述，最奇怪的一件事是，有那么多人围在身旁，那么急促地来来去去，那么激动地摆弄着他的身体，而他感觉到的只是平静。
最近有人研究了肺障碍疾病患者对死亡的反应，其结论是，那一过程对旁观者造成的痛苦大大超过给患者造成的痛苦。大多数病人似乎在泰然地作着死的准备，好象直觉地熟悉这桩事情。一个年老的妇女报告说，死亡过程中唯一痛苦和沮丧的是被人干扰。有几回，她被给予传统的治疗措施，以保持她的氧供应或恢复体液和电解液。但每一次她都感觉到活过来是一种折磨。她深恨打断她的死亡过程。
竟然想到死亡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好，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但也许不该吃惊。死亡毕竟是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生物机能，它所形成的机制同样注意入微，是有利于保持生物特性的遗传的信息来指引生物通过死亡的每一步，象我们司空见惯的生命的所有其他关键活动一样。
但即使如此，如果在开始的、局部的阶段，这种转化是协调的、整体和谐的生理过程，仍然有一事尚待解释，那就是意识的永久消失。我们还得永远困惑于这个问题吗？那意识到底跑哪去了？莫非它只是立时倒毙，失落在腐殖质里，变成废物了？考虑到大自然有为复杂难解的机制派上用场的趋势，意识消失这事在我看来是不自然的。我宁愿认为，它不知怎的跟它所悬附的细丝分开，然后象轻吸一口气一样缩回到它所从来的膜里，成为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点新的记忆，然而我没有任何资料证实这件事。
这要留待另一门科学、留待日后去研究。也许以后会证明，如某些科学家所暗示的，由于某种测不准原理，我们永远不可能研究意识，因为这种原理规定，仅仅是“看”这个动作就会使它抽动、模糊，从视野里消失。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实情。我羡慕我那些相信有心灵感应的朋友；奇怪的很，是我的欧洲科学家相识们最愿意相信它，最轻易地接受了它。他们的姨妈们全都接收到了心传，于是，他们就坐在那儿，手握意识转移的证据，手握创造一门新科学的材料。没有那么凑巧的姨妈，从来收不到一点感应，可真是令人沮丧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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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的安泰“译注1”
又是昆虫。
群居性昆虫被收集成群后，会变成一些在质的方面不同于它们独居或成对时那种样子的动物。单个的蝗虫是安静的、若有所思的、固着的东西。但当一些蝗虫汇集另一些蝗虫时，它们就变得激动，变色，内分泌显著地改变，加剧活动，直到足够多的蝗虫比肩挨踵紧挤在一起时，它们就会振动，嗡嗡叫，能量赶得上一架喷气式客机，于是便轰然起飞。